标题: 关于乌托邦的一些中文资料
seeyourlight



状态 离线
 
发表于 2007-6-6 20:14  资料  个人空间  个人文库  短消息  加为好友 
关于乌托邦的一些中文资料

最近看到一些关于乌托邦的讨论, 很激发我的兴趣.

一对历史学家曼努尔夫妇( Fritzie & Frank Manuel)最近写了一本关于乌托邦理想的历史的研究的书:
<<西方世界的乌托邦思想>>(Utopian thought in the Western World).

WIE杂志就此对 Fritzie Manuel 进行的采访.  我会慢慢把我感兴趣的段落翻译过来和大家分享.


这条线放一些关于乌托邦的中文资料.





The Light in Me sees the Light in You.
顶部
seeyourlight



状态 离线
 
发表于 2007-6-6 20:20  资料  个人空间  个人文库  短消息  加为好友 
乌托邦这个词来自 十六世纪英国的托马斯.摩尔的一本书<<乌托邦>>.
古狗来一篇文章:

------------------------------------------------------------------------------------------------------
托马斯·莫尔和《乌托邦》

作者:邢占军  发布时间:2003-7-26

托马斯·莫尔(ThomnasMore, 1478-1535年)约于1478年2月7日出在英国伦敦一个不太显赫的富有家庭。莫尔幼年丧母,由父亲带大。他的父亲约翰·莫尔(JohnMore)曾担任过皇家高等法院的法官,是一位勤俭持家、正直明达的人,对儿子要求极为严格,这对莫尔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当时的欧洲,拉丁文被视为进入上层社会的通行证。因此,幼小的莫尔被送入了伦敦的圣安冬尼学校,学习拉丁文。十三岁时,父亲将他寄住在坎特布雷大主教、红衣大主教莫顿(Morton)的家中。莫顿是当时一位很有影响的政治家,他学识渊博、机智过人、谈吐优雅,曾担任过英国的大法官,对此莫尔在《乌托邦》中专门做过描述。从他那儿莫尔得到了很多有益的影响。
     1492年,莫尔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古典文学,在这里他又学习了希腊文,这使得他可以尽情地阅读柏拉图、伊壁鸠鲁、亚里士多德等人的作品。其中,尤其是柏拉图的思想对莫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的评论家中有人干脆将《乌托邦》称为柏拉图《理想国》的续篇。在这里,他还学习了不少人文主义学科,并与在此任教的著名人文主义者科利特、格罗辛、林纳克等人有很深的交往。他还对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庇科(Pico,1463-1494)的作品很感兴趣,曾将他的作品《十二把利剑》译成英文。这些人文主义者,以及后来莫尔所接触的欧洲大陆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莫斯(DesideriousErasmus,约1466- 1536)都对莫尔产生了极深的影响,使他成为一位坚定的人文主义者。
     老莫尔认为儿子从事古典创作没有什么前途,便逼他改学法学。1494年他被迫离开了牛津大学,进入了新法学院(NewInn)学习法学,后又在林肯法学院(LinconsInn)攻读英国法,并很快得到了头等律师的名声。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古典作品的研究。
     十六世纪初期的英国,虽然表面上相对平静,实则蕴含着矛盾与危机。此时,王权已经对贵族(无论是新贵族,还是那些日贵族)和教会势力取得了绝对的控制权,农民和新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的确是"宁可要秩序,也不愿意要自由",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了王权的维护者。而且当时的资产阶级正处于原始资本积累阶段,有着属于本阶级的特殊利益,从十五世纪开始的"圈地运动"正是由他们发起的。在欧洲大陆上,由马丁·路德发动的代表着下等阶级利益的宗教改革,以及由此而激发起来的各阶级反抗压迫剥削的斗争风起云涌,虽然也波及到了英伦三岛,但宗教改革在这儿却完全改变了方向。尽管如此,不同阶级之间,乃至统治阶级内部的磨擦和斗争却几乎一直没有停止过。同时与罗马教廷和其他一些国家也有一系列纠纷。这便是莫尔所处的英国的历史背景。
     莫尔踏入社会是从一个律师起步的。此前他一度进入卡特豪斯修道院,但当他意识到出家人不能有婚姻生活时,便"宁肯做一个纯洁的丈夫,不愿做一个不纯洁的神父",毅然回到尘世。在担任律师期间,他接触了大量涉及到下层社会的讼案,目睹了广大人民群众所遭受的苦难。他主持公道,能够替受屈的人们撑腰,因而在伦敦很有名望。1504年,二十六岁的莫尔被选为议员。但很快便因维护市民的利益,而得罪了英王亨利七世,并受到了迫害。
     1504年,亨利七世病故,亨利八世继任王位。1510年,莫尔担任了伦敦司法长官,并赢得了伦敦市民的信任。在英国商人的敦促下,英王两次委派莫尔到荷兰及加来,调停与当地商人发生的商务纠纷。
     亨利八世表面上非常欢迎人文主义的做法,令莫尔也很受鼓舞,他曾创作过一首长诗《献给英国最光荣和最理想的国王亨利八世加冕纪念日》,而且,莫尔反对新教的主张与亨利八世最初对待宗教改革的态度相吻合,再加上莫尔本人的声誉,亨利八世很希望接近他。1518年,莫尔被任命为王室请愿裁判长,枢密顾问官。 1521年,出任副财务大臣,并受封为爵士。1523年,经大法官沃尔西提名,当选为下院议长。1525年,他被任命为兰开斯特公国的首相。1529年取代沃尔西成为英国大法官,这是英国仅次于英王的第一号要人。但莫尔对自己的处境是非常清醒的,他曾对他的女婿说过,"若用付出莫尔的头颅的代价可以换得正和英国交战的法国任何一个无足轻重的城堡,英王会不加思索地把莫尔的头颅割下的。"
     莫尔的预见是非常准确的。由于他在国务活动中,坚持已见,不肯委屈求全,英王对他甚为不满。在处理亨利八世与宫女安娜·宝琳的婚事上,莫尔不愿违背自己的信念,于是在1532年辞去了他所担任的职务。他的作法激怒了亨利八世,在莫尔隐退后,英王并未就此善罢甘,多次对他进行迫害。1533年,亨利八世迫使议院通过法令,宣布他为英国教会的首领,而且他与安娜·宝琳的婚事也被认为有效,宝琳的女儿(即后来的伊丽莎白女王)被宣布为英国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并要求全英杰出的人物,包括莫尔,都必须宣誓承认英王是教会的首领。莫尔因拒绝宣誓被关进伦敦塔。1535年7月1日,法庭特别委员会对他进行了审判。 1535年7月7日,托马斯·莫尔被处以死刑,死后他的头被挂在伦敦桥上示众。1886年,在莫尔去世三百多年后,天主教会追封他为圣徒,尽管他不是一位正统的天主教信徒。
     《乌托邦》这部著作是莫尔作为伦敦商界的代表,于1516年出使荷兰佛兰德斯期间写成的。他的这次出使构成了本书的背景。在这部著作中,莫尔采用了人文主义时代常见的叙述方式,运用了游记体小说的表现形式,将自己对现实的思考和对未来的设想假拉斐尔·希斯拉德之口讲叙出来。为了增强乌托邦岛存在的可信性,他还特意将它与当时人们已经非常熟悉的阿美利哥·韦斯浦奇的航海经历联系在一起,将主人公拉斐尔说成是阿美利哥手下的一名随从。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开专制统治者的猜疑;另一方面又可使作品的可读性大增,因为当时的欧洲正处于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任何有关新大陆的描述都会令人们感到新奇,并千方百计地找来读一读。从《乌托邦》发表后所产生的影响看,也确实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乌托邦》一书共分两部。在第一部里,莫尔借拉斐尔之口主要对当时英国社会的种种弊端,统治阶级的专权残暴、厚颜无耻,以及广大下层群众的悲惨处境予以辛辣的嘲讽和深刻的揭露。那些统治者们所关心的只有两件事情:要么疯狂地掠夺人民的财产,为此他们可以耍尽各种手段,设下最阴险而卑鄙的圈套;要么挑起掠夺性战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可以寻找种种借口,不惜牺牲人民的性命或致他们于伤残。平时还要豢养一批雇佣军,对社会治安造成严重危害。
     统治者们以严苛的刑罚对付下层群众,根本没有什么公正可言,"盗窃犯被处死的比比皆是,有时一下子就有二十个人被送上同一台绞刑架。"莫尔认为,这样一来,造成的后果只能是"本来只想去盗窃的人,便可能连人也杀掉。除非能保证被抓到后不会有太大的危险,否则为了能够更安全就必须干掉知情者来掩盖罪行。因此当我们用酷刑去恐吓盗贼时,却给无辜的平民带来了灭顶之灾。"
     在谈到那些新兴贵族和乡绅发动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时,莫尔写道"你们的绵羊,曾经是那样容易满足,据说现在开始变得贪婪而凶蛮,甚至要将人吃掉。它们吞没了田野、房屋和城镇。在那些出产精美而昂贵的羊毛的地区,那些贵族乡绅,还有那些不知怎样成为圣人的主教们,不再满足于岁租年金和他们从祖传地产中获取的利益。他们觉得过那种对国家无益的闲适奢侈生活还不过瘾,一定要对它造成些严重的危害。……他们拉倒房屋,毁坏城镇,只留下教堂作为羊圈。"这样," 佃农们被赶走,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欺诈和暴力的手段下被剥夺了土地,以及一些甚至属于他们自己的财产;他们中另外的一些人,则遭受了非法的折磨,被逼出卖自己的土地。带着耕作用农具,这些可怜的人们被迫离乡背井--男人、女人、丈夫、妻子、孤儿、寡妇、携带着幼儿的父母,以及那些并不富裕但人手很多的家庭(离开了农活,这些人又能干什么呢)。但,他们不得不离开,离开那唯一曾经属于他们并为他们所熟悉的家乡,找不到安身之所。他们的全部家典,本来就值不了多少钱,但因急于出手,只好低价变卖了。"
     莫尔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剥削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私有制,他称"我一直怀疑,在那些将个人所得视为私有财产的地方,是否能够做到一切均等。……我深信,除非彻底废除私有制,财富的平均分配才能公正,人类的生活才能真正幸福。只要私有制存在,那么人类中的绝大多数,而且主要是那些最优秀的部分,便会仍然承受着贫穷和不幸那难以逃脱的重负。"
     莫尔的这些大胆揭露,为当时的英国社会勾勒出一幅立体画,也为第二部分描述乌托邦的社会制度作了陪衬。正是在理想与现实的对比中,莫尔得出了若干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结论。
     在《乌托邦》一书的第二部,莫尔将自己对人类美好国家制度的憧憬投射在他所假想的乌托邦岛上。在这部分里,莫尔用了八个不太引人注目的标题,系统地为我们规划了理想社会乌托邦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社会生活、宗教、对外关系等方面的主要特征。
     在政治方面,莫尔主要涉及了乌托邦人民实现民主的最高形式、乌托邦的官员、乌托邦的社会分层,以及乌托邦的法律制度。首先,乌托邦的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民主,即除奴隶之外的全体乌托邦人当家作主。乌托邦人实现民主的最高形式是全岛大会和议事会。议事会设在首都亚马乌罗提城,由岛上的五十四座城市分别派出三名年老而经验丰富的公民组成,其成员每年更换一次,他们商讨那些关系全岛公共利益的事务,他们规定,如果一部法令在距颁布之日三天前没有经过讨论,那么它就不能被批准实施;在议事会或民众大会外商议公共事务,罪加一等;而且,议事会有惯例:不在一个议案提出的当天对它进行讨论,而要留待下一次会议;另外,他们总要派出两位特朗尼菩参加议事会,而且每天都要更换。这些措施保证了议事会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其次,乌托邦有一套完备的官员制度。岛上设总督、特朗尼菩(或称首席飞拉哈)、摄护格朗特(或称飞拉哈)三级行政官员。总督为最高行政长官,由岛上的二百名摄护格朗特主要从亚马乌罗提城下辖四个区的四位候选人中经秘密投票选出。总督实行职务终身制,但在被怀疑阴谋施行暴政时会遭到罢免。特朗尼菩每年选举一次,没有充足的理由,无须更换。其他官员只能任职一年。那些试图通过操纵选举来获取官职的人,根本没有希望在乌托邦做官。在这里,没有哪个官员会自视高傲、盛气凌人。他们被尊称为父亲,而且表现出作为一位父亲应有的品行。第三,从社会分层上看,乌托邦社会由自由公民和奴隶构成。乌托邦的奴隶来源于两个方面:一部分是国内犯了重罪而被罚为奴隶的人;另一类是在国外犯罪而被判为死刑的犯人。在这里,莫尔试图对第一部分中,人们提出的"该如何惩办盗贼"这一问题,做出详细的回答。最后,乌托邦的法律制度也颇具特色。乌托邦几乎没有法律,也不存在律师,由人们自理诉讼,法官也能够热练地权衡各种供词,出恰当的判决。
     在经济方面。首先,乌托邦人的一切经济活动是以人们的生产劳动为前提加以展开的。在乌托邦,所有的城市及其附近的乡村,不分男女,只要年龄和体力适合,都要参加劳动。那些摄护格朗特,虽然可依法免于劳动,但他们不会利用这个特权,而是通过以身作则来吸引其他人更好地去进行工作。其次,乌托邦人讲求经济效益。他们的劳动者所从事的,都是"为了满足人们自然需要和便利要求"所必需的职业。其中,最主要的是农业,它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处于基础地位,最受重视,不分男女,无一例外,乌托邦都要轮流从事农业劳动。除农业之外,每个乌托邦人还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学习一门手艺,通常人们所选择的也是一些必要的职业,包括毛织、纺麻、瓦工、冶炼、木工等行当。而且,他们在大多数必需的手艺方面,并不需要像其他国家那样消耗那么多的劳动力。第三,在乌托邦没有贷币,不存在商品流通,人们视金银如粪土。乌托邦人的生产、分配和消费都是计划调节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乌托邦实行财产公有。所有产品公共管理,按需分配。因而没有流浪者和乞丐。人们在这里可以享受着公共食堂可口的饭菜,可以享受到公共医院优质的服务。在这里,"无论在哪儿都不会找到一样私有财产。实际上,每隔十年的时间,他们便要通过抽签的方式来调换他们的房屋。"财产公有是整个乌托邦社会得以存在的物质前提。
     在科学文化方面。首先,乌托邦人注重提高全体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他们要求,工作、睡眠和就餐之外的时间,要尽可能用于学术探讨。他们甚至将人们心智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乌托邦宪法开宗明主义阐述了他们所追求的唯一目标:"为了使所有的公民,在公共需要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从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并致力于寻求精神自由和心灵完美。"其次,乌托邦人注重促进科学文化的不断发展。他们选拔那些个性良好、智力超常、学习兴趣浓厚的人,作为专职学术研究人员,并享有一些特殊的待遇。因此,在音乐、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哲学等方面都有相当高的发展水平。另外,他们还很注重学习外来文化,并有着惊人的消化、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
     在社会生活的方面。首先,乌托邦人采取的是一种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在乌托邦根本找不到虚度光阴和借口旷工的机会。这里没有酒馆、妓院、赌场、贼窝,人们在闲暇时间从事的是一些正常而健康的消遣娱乐。在衣着上,人们奉行节俭、朴实、实用,蔑视华服盛装,披金戴银,刻意打扮的人。其次,这里盛行的是一种平等,互助、融洽、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家庭伦理对乌托邦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在家中,妻子服侍丈夫、子女服侍父母、年轻人服待老年人,长者在乌托邦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都受到了人们的尊重,拥有很高的权威。从某种意义上看,整个乌托邦国就象一个大家庭,总督就象这个大家庭中的"父亲"。最后,乌托邦具备新型的男女关系,女性可以与男性平等地参与社会各项活动,并对促进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然,由于女性性别角色的差异,他们在社会诸领域所扮演的角色又与男性有一定差别。
     在宗教方面,乌托邦人采取了很明智的宽容态度。在这里,有的人崇拜太阳,有的人崇拜月亮,有的人崇拜其他的某个星辰。人们可以自由地宣扬自己的宗教,任何人都不会由于自己的信仰而受到惩罚,但任何人也不允许将自己的信仰强加于人。人们尽管可能分属于不同的教派,但在所有乌托邦人的心目中都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斯密拉",他被奉为世上万事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而且乌托邦的宗教与基督教的真正教义是完全相融的。教士在社会生活,乃至战争中都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
     在对外关系方面。乌托邦人对外部世界所持的是和平友好的态度,但在必要的时候也不会拒绝、甚至会去发动战争。乌托邦人很重视与其他国家和氏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友好交往。他们会应邻国的邀请,派出本国的公民去帮助这些国家进行治理。乌托邦人在保证自身供应充足后,会向其它国家出口剩余物品,将所有物品的七分之一赠给那些国家的穷人,余下部分则廉价出售。出售主要采用信用交易的形式,对其中大量的债款,他们从不索还,在他们的一些公共设施里,外国使节和全部外侨都会受到特殊的照顾。对于那些没有明确归属的地区,乌托邦人按照自己的法律,去建立殖民地,如果当地人愿意和他们一起生活,他们就会联合起来,将那些曾被视为贫瘠荒芜的土地,改造成足以供养双方人民的肥田。但乌托邦人也可能会选择战争,主要的原因有:一是在那些殖民地人民进行反抗时,所进行的讨伐,这被乌托邦人视为是天经地义的;二是为了保护本国领土免遭侵犯;三是帮助友邦将侵入他们领土的那些敌人驱逐出去;四是为了解救那些受专制压迫的民族,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受到人类同情心所驱使的行为。乌托邦人在战争中很少动用自己本国的公民,而花费昂贵的代价招募那些雇佣军作战,而且这些雇佣军也不准踏上乌托邦本土。
     此外,莫尔在这部分还对乌托邦的人口、教育、城市规划、交通运输、婚嫁习俗、语言文字、医药生,乃至思想观念等方面进行了描述。例如,在思想观念方面,乌托邦人对于人生的幸福等问题有着全新的见解,而且,"乌托邦人已经将野心、派性以及其他一切邪念铲除殆尽"。这些正是乌托邦社会得以存在的思想前提。
     以上简要叙述了莫尔《乌托邦》一书所反映的一些基本思想。从中可以看出,生活在四百多年前的莫尔,不仅深刻地洞察和揭露了那个时代的各种矛盾,对当时刚刚兴起的,将私有制历史地发展到了最高顶点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给予当头一棒;而且还富于天才性地为人们描绘了人类理想社会的美好图景。莫尔也正是以这些天才性的设想而被世人公认为西欧第一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当年的很多设想已经变成了今天的现实,有些至今仍是我们不断努力追求的目标。然而,作为一位生活在十六世纪的人文主义者,受其所处特定历史条件和他本人思维方式的影响,莫尔又有很大的局限性。
     莫尔写作《乌托邦》的目的在于规劝当时的统治者进行社会改良,他的基本立场还是维护当时的社会统治秩序。《乌托邦》原作采用的是拉丁文,这便是决定了它只能在上层社会传阅,而不会对下层社会造成什么影响。这与当时自下而上兴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首先是由莫尔所处的社会地位决定的。莫尔在十几年的为官生涯中,屡任王室秘书,王室请愿裁判长、枢密院顾问官、副财政长官、下议院议长、兰开斯特王国首相、大法官等要职,他始终忠心耿耿地维护现实的社会法律宗教秩序。其次,是由于莫尔的英雄史观。人文主义时代的思想家们几乎普遍将他们的理想建立在一种天真的、超阶级的人类理性和信仰的基础之上,期待着贤明的国君来启迪人们的理性,唤起人们高尚的信仰。作为一位人文主义者的莫尔,也没有能够摆脱这种局限性。这点在《乌托邦》一书中,处处可以得到印证。莫尔将乌托邦的开国者乌托普国王视为伟大君主的典范,几乎乌托邦的所有优良习俗都是由他倡导并由后人继承下来的。最后,莫尔所采取的这种态度也是由当时的社会条件所制约的。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资本主义阶段,无产者还没有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更不会展示出她所具有的先进性和革命性,莫尔还不可能将他们视为实现人类理想社会的主导力量。另外,莫尔的"乌托邦"赖以存在的社会生产条件充其量还只能是农业和手工业经济,而且其中也不乏对古代奴隶制的赞美之处;由于当时的市场经济还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莫尔对商品与货币的认识也是很不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在阅读此书时应予注意的。





The Light in Me sees the Light in You.
顶部
seeyourlight



状态 离线
 
发表于 2007-6-6 21:05  资料  个人空间  个人文库  短消息  加为好友 
这篇也是古狗来的, 很有趣, 还有中文翻译.
--------------------------------------------------------------------
乌托邦思想

先进的信息
乌托邦思想是理想的一个完善, 当前, 尘世社会,有机, 和谐, 贞洁 , 满意, 有长的历史。 只要基督教, 它象可实现被设想了根本的地方, 它是只在微观世界。 那里这些微小的少数被认可了, 它源于了信念, 圣洁精神能因此带领天堂般的社区的生活进入, 以几英勇灵魂反应, 某事接近永恒状态社会可能被体会的这年龄比教会至此陈列了。


这些是eschatological 社区, 以他们的希望的特别联系。 精神道德上给特殊雍容忘记自已和分享两份财产和某人最内在的精神。精神当前在这样的措施并且赠送他的礼物, 所以一个吸引人社区涌现。 在动态阶段这些社区有并且频繁地一个apocalytic 元素。 这样倾吐在精神外面简要后者- 下雨显示表明回归的迫切耶稣基督和迎接supramundane 社区, 或celestital 或millennial 。

能力和技能并且被给。 在它的全部基督徒乌托邦社区被填装用崇拜, 和充满喜悦, 这独特地是上帝住宅地方由精神。


在早期和中世纪教会里
Monasticism 是基督徒乌托邦思想的至尊形式。 在修道院graces 贫穷, 坦白, 守纪, 并且和平被实施。 吸引人活动很大变化了在世纪期间, 但在它最最小方丈或 abbess quasi 占领了A - 预言角色。并且有总是那些象Fiore Joachim, 在他的第十二个世纪西西里人的修道院, 很快认为monasticism 那的标志- 以后的年龄当全世界会是修道院。 如此修道院是窗口入和一种准备为天堂。 当天主教修道院是在与传教士当局的关系, 允许这个乌托邦思想的形式生存和兴旺通过世纪的平衡被给了。 在中世纪有许多乌托邦小组被monasticism 影响, 但他们的 apocalypticism 频繁地驾驶了他们到持异议, 倾向于标记路末端在一个闭合的社会。

在改革
在改革之时有权威Protestants, 在他们的反应, 经常拥有了唯一什么的适度期望精神能单独地或公司完成在信徒。 "O 孤苦人基调, 我是," 既使它连续地推动对基督,没有放热巨大意料, 当全部事项吸引人实际上被驱逐了。 结果它是相当一致的, monasticism 应该被溶化, 与其他乌托邦思想一起的形式。
再洗礼派教徒, 另一方面, 给出了很好举动以monasticism 虔诚继续的重点的的更多征兆。 这是特别真实的Hutterites, communitarian 结构在摩拉维亚陈列了家庭- 针对的新教徒monasticism, 和继续做如此对这天在美国平原和加拿大大草原。

当改革进行了, 加尔文教派实现了一些再洗礼派教徒关心被磨练的生活, 并且这来了到特殊表示在英国Puritans 。 他们强烈的关心sanctification 开始创造欲望在一些处所生活如同对完美。 不发现这些志向见面了在主流新教, 清教主义左翼, 在 Cromwellian 空位期期间, 显示了乌托邦思想的lush 精神植被。 或许Quakers 是最适度的, 相信只雍容和正式传教士部手段不再是必要的为那些拥有了精神在这样的直接和丰满度。 有并且相信的primitivists 在他们的精神的年龄私有财产的制约能不再申请, 并且除启示第五个君主制人之外有 antinomian Ranters, 解释了他们的缺乏良心性不规则性作为某一标志他们是被举的远的在世俗制约之外入自由一个新领土在精神上。

多么一位新教徒教皇绝望地必要在这样情况。但无法这样供应, antics 在这些天堂被声称的前庭做一点说服英国人, unspiritual 或简单地较不精神, 乌托邦思想是一个中意的选择。


在现代
查寻utopias 在第十八个和第十九个世纪晚期有许多刺激。 18 世纪是乐观的年龄; 在启示的图之中有人的完美的提倡者, 和约翰·Wesley 被到达在改革之后和寻求使道德完美恢复原状在他的教学在完善的爱。 并且当然他有相信罪恶ontological 铲除在那些被赎回和被神晟化的神圣后裔。 用这样设置振动器和欧奈达人社区是唯一乌托邦冰山的要诀。
振动器, 记住最好为他们的人工制品和宁静, 是因此用精神填装有不结婚亦不给在婚姻和那里是罪孽, 社区财产, 和平主义, 平等性 , 和被奉献的工作开放坦白。 他们的乌托邦思想是还吸引人, 以他们的跳舞在精神和创建者, 安 ·李, 是她实际上是神的女性边化身上帝的这样一个独特的先知。 在upstate 纽约是欧奈达人社区, 由Andover 温床毕业生约翰· Humphrey Noyes 指挥。 由revivalism 和基督徒社会改革的明显的成功带领, Noyes 成立了爱精神的礼物是那么所有的一个社区- 包含那它必须甚而性被表达在所有之中, 。 虽然这个表示限于和regimented, 它没有要求许多这样事例带领乌托邦思想进入坏名声。 并且它那里衰弱了许多年。

在20 世纪期间的第一三分之二少数个新和可实行的基督徒乌托邦社区的当中一个是Bruderhof, 仿造了它的生活在Hutterites 以后。 然后来了晚60 年代和早期的70s 和耶稣运动的诞生的社会大变动。 Communitarian 实验倍增了。 一些简单地存在作为中心哺育, 但其他人分享了某事基督徒乌托邦思想梦想。 一些, 采摘后者雨Pentecostalism 思想体系, 相信, 这是上帝的儿子的显示的年龄, 并且他们独特地是在新和光彩的末端的前线- 计时人类。 大多这些社区缺乏抵消和迅速消失了从场面。

但乌托邦基督徒继续表达他的挑战: 那里是更多, 更多, 将被解开在地球上上帝的生活。

i S Rennie
参考书目
L Bouyer, 基督徒灵性的历史; N Cohn, 对千年的追求; E L Tuveson, 千年和乌托邦; W 十字架, 被烧- 区; D Hayden, 七美国人Utopias; B Zablocki, 快乐的公共; C Wie##rod, 乌托邦界限。





The Light in Me sees the Light in You.
顶部
seeyourlight



状态 离线
 
发表于 2007-6-6 21:17  资料  个人空间  个人文库  短消息  加为好友 
这篇是古狗是顺便找到的, 也拿来读一读
--------------------------------------------------------------

乌托邦及其待解的问题

所属栏目  >   批评第一期   
作者:谢有顺  发布时间:2003-7-26 19:38:12 点击数:2926
[发表评论] [关闭窗口]  



    十九世纪初期,黑格尔在《美学》中宣告:艺术不再是真理获得自我存在的最高样式,不再是精神实现的最高需要;艺术在今时代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它在其最高的使命上已是一种过去的事了。这段著名的艺术终结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我们这个时代也是有效的。艺术对屈辱的现实的漠视,对艺术真理的偏离,直接导致了它继续生存的危机。多年前,文学从先锋小说开始,表露出了对形式主义策略和技术美学的亲睐,作家不断地把各种不同的生存体验,化解到语词自身的欢悦之中,一度使文学的价值立场变得模糊不清。它的意义在于使中国小说及时地补上了形式的功课,但危机依然存在,每位作家依然面临着如何有力地表达时代的真相,使文学不致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的困难。由于对这一困难的不同理解和不同表达,九十年代的先锋小说出现了分化,显示出了各自不同的写作路径,这一点,在余华、格非、北村、苏童等人的长篇中显得尤其突出。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某种外在的形式变化不再是先锋作家用力的主要地方,他们转型后,形式更加朴素,语言更加清晰,对存在境遇的洞察也更加敏感,精神的力量正在日渐加强。这种价值新维度的建立,这种对精神境遇的不懈追索,或许能够为解答艺术为何会走向终结提供新的资源。
     
     1、精神的失重
     
     真正的文学,都是一个时代精神影像的投射与表达,而一个真正伟大的作家,其写作向度也必定是建立在对时代精神本相的陈述上的。先锋派作为一代力图保持生存感悟的作家,他们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深入地与当下的生存同构在一起,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几乎都可以拆解出一个深度空间来,它们的深度追求即,用技术或故事表现出当下业已遭受破坏的世界图景。这是一种疏离传统美学规范也疏离意识形态中心话语的表达。虽然,我们正处在走向零散化、世俗化、机械化的平面社会,但是,像《呼喊与细雨》、《活着》、《欲望的旗帜》、《施洗的河》等小说仍然坚持了精神的孤寂性,坚持了对终极价值的追问。这些为数不多的能真实地传达出生存消息的作品,是我们读当代文学最留连忘返的地方。
     先锋小说究竟多大程度上出示了我们时代的精神本相呢?对这一问题的拷问,有利于我们把这块土地上的灵魂所面临的真切景象裸呈出来。这是一个缺乏希望与神圣的时代,物欲膨胀与秩序消失共同构成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存在的隐匿。这令我们想起海德格尔在诗人荷尔德林身上所找到的根本隐喻:神的缺席。他说:“由于神的缺席,那给世界的基础的地基隐匿了。……没有地基来支撑的时代悬于深渊之中。”(1)海德格尔所描述的时代境遇,当下似乎正以激越的面貌出现在我们的周围。特别是在这个社会转型期,人们的精神危机正在不知不觉地被转换到物质危机与情欲危机上面,它直接导致了一些作家由精神体验向世俗体验的转移,使得很长一段时间来,日常生活经验在当代小说里不断滋长。
     基础地基的消失,也就意味着我们时代的精神成了无根之物,失去了重量。这时,我们的生存仿佛进入了一种零度状态,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衡量人性砝码的轻与重了。这正是我们所要正视的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境遇:深度的削平,历史意识的断裂,主体的零散,精神价值的非中心化与不确定性等。在后现代主义消解策略的围剿下,我们的生存似乎已没有任何秩序、任何规范必须遵循,也没有一个神圣的终极需要凭依,我们面对的只是商业文化与肉体自娱的增殖,它与文学的艺术良知是相对抗的。这是一种蚕食人类生存地盘的社会情境,一个贫乏的时代,生命正被非生命的事物所吞吃,精神也正被非精神的事物所代替。我们固有的完整的生存图景业已破碎,似乎再也找不到灵魂的栖居地了。这就是现代人精神流浪的基本景象:在还乡的途中,恐惧和绝望大规模生长。正如《圣经·创世纪》所载,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后,面对耶和华的惩罚,他发出了哀告:“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哲学家萨特的一句著名断语“他人就是地狱”暗合了该隐的这种境遇,它在现代社会是有象征意义的。
     精神一旦离弃那个家园,同时也就面临着被异化的危险,其中,技术的单方面发达正好充当了这个杀手,因为技术的冷漠性许多时候在不知不觉加深现代人的精神危机,至今已形成一个危险的局面:物质不断丰富,精神却日渐贫乏。物的高度膨胀,使我们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生存的权利越来越让位于技术时代的产物:电脑,建筑物,电子游戏机,摇滚乐,MTV,批量生产的文化快餐等。每个人都热衷于金钱、技术与性,很少有人关心自己的心灵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世界不断地以欲望的形式呈现,直至最终把每个人吞没。
     我们进入了真正的商业时代,经济这一杠杆正在重新调整我们的社会结构,并取代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技术和金钱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从而导致人们的精神追求旁落在经济大潮中,暴露出经济这“第三只手”的隐在面目:在满足人性深处欲望的同时,将人异化为物。无论是经济还是科技,若不置于于人的精神的管理之下,就很可能会发展成一个陷阱,进而不知不觉地将我们推到一个尴尬的境地,正如一个美国学者所说的那样:“人类境遇中最大的讽刺莫过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已被牢牢地捆绑在科技前进的车轮上,而且人类无法逆转这一进程……物正坐在马鞍上,驾驭人类。”(2)
     为什么技术的发达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精神的丰富与解放呢?技术可以征服自然,可以创造社会财富,却并没有给我们的生存带来真正的自由与解放,究其原因在于,以理性精神为依据的技术可以有效地作用于我们的生存环境,但不能有效地解释存在的意义与生存的价值问题。写作作为一门高贵的精神事务,它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追问意义与价值的危机问题,它也是整个二十世纪的艺术所力图表达的主题。先锋小说卷入了这一问题的中心。尽管先锋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来都用历史话语来表达现实,但它更多的是站在当代意识的立场上来写历史的,因此,他们对我们赖以存在与出现的时代有着更为深刻的隐喻性理解。在早期的先锋小说中,人常常是生命以外的、冷漠的物的崇拜者和奴隶,或者是一些虚化的符号性人物,他们在生存领域里那盲然而空洞的挣扎,就是对生存意义的寻求和对自身价值的确认。在他们身上,寄寓了作者本人的写作理想:试图在被物覆盖的生存境遇里,寻找人类精神残存的诗性与价值,以恢复精神的重量。但这一追求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一些先锋作家满足于把文学改变为一种技术能力,或者对某些语言的外在变化如修辞、句式、节奏、结构等津津乐道,以抽空作品的精神品质为代价,使作品完全陷入语言自我指涉的怪圈之中,并创造了许多那个时候最为难读的实验性作品。现在看来,写作并没有在这种极端的形式革命中得到该有的慰藉,问题依然存在。
     因此,在我们这个社会转型期,面对庸常虚假的大众文化对当代人精神意识的侵蚀,需要有一些人站在超越的道路上,拒绝后现代主义与商业主义的双重诱感,从而坚持对某一生存空间的占领,重新找回业已丧失的精神本源和价值关怀。尽管法国哲学家利比雅兹说过“这是一个怀疑和发问的时代,也是个体系崩溃,任何叛逆都可以说得通的时代”,然而,人类的心灵毕竟不希望长久活在后现代主义的消解策略和一些逻辑法则中,精神的重量一旦在游戏之中飘逝而去,人类就将面对更为严峻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爱情,公义,盼望,安慰,美,毕竟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神圣事物,如果连这些都弃绝,那无疑是将人心变成石头,将精神变成沙漠。就连一度陷于荒谬与虚无之中的加谬,也必须重新考虑对这一疯狂世界的基本立场:反抗。他说:“面对这个宣判着死亡的世界,宣判着生存之境的死一般的冥暗的世界,反抗坚持不懈地提出自己对生命的要求以及对彻底的透明性的要求。这种反抗不自知地在重新寻找一种道德和某种神圣的东西,它虽然盲目,却是一种苦行。”(3)一些先锋作家接受了加谬的立场:对恶的抗议,以达到对一个新的价值的希望。他们后面的许多小说都恢复了心灵深度与精神深度,就是为了反抗这个精神失重的时代,以期找到让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础地基。文学的精神性的恢复,可以说,是这个贫乏时代对我们的特别馈赠,因为作家们历经多年的探索,终于明白了一个浅显的道理:对于一部精神空洞的作品来说,形式无益的言谈更像是一件时髦的外衣。
     
     2、承担什么
     
     在这个大的精神背景里,先锋作家对形式革命的不同态度,来源于他们对赖以生存的时代的不同体验。他们也许是作家中最矛盾的一代,既想坚持精神真相的探查,又不愿放弃形式中的方法论,以致先锋小说一度具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互揉杂的双重面貌--这也是先锋小说的一个悖论。它对形式的迷恋完成了对生命本源的遗忘,智慧与方法论的味道非常浓厚;同时,先锋小说又强调一种生命个体的盲目意志,将本然生命的不断扩张看作是存在意义实现的途径。这可以说是先锋作家观察世界的两种基本方式。然而,无论是语言狂欢,还是欲望的缜密书写,都未能真正企及生存的中心与腹地,一些更重要的有关人类精神匮乏的时代性话题,只有在作家出示自己的艺术良知时才会被真正呈现。
     存在是永远无法遗忘的,它的匮乏及其对这一匮乏的追问,里面包含了我们灵魂的全部秘密。精神的问题,既不能靠知识理性来解决,也不能靠人性生命的升华来解决,因为人性生命若没有神性生命的保障与确认,就很可能会发展为尼采式的权力意志论与超人学说。而超人并没有出现,尼采的这个假想,事实上是把我们带到了一种更深的悲剧之中,在他的身后,人的精神节节败退。文艺复兴时期所建立起来的以雄伟的大卫像为代表的人的梦想,到二十世纪已全部破产。这点,我们在二十世纪的文学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几乎所有的艺术家,都对二十世纪人类的体验充满深深的失败感。
     先锋小说也遭遇了这种失败主义气息。因着我们这个时代对勇气、良知和信仰的隐在排斥,带来了平庸代替神圣,欲望代替情感,虚无代替实在的生存境遇。作家的艺术热情不再是对神圣事物和幸福图景的憧憬,而是在对现实的反抗与否定中,表露出愤怒、厌恶、痛苦抑或讽喻、奚落和自嘲的复杂情感,通过梦魇、潜意识、自虐、以恶抗恶、宗教等陌生领域,进一步将人推向失败与绝望。所以,在先锋小说的幕布上,没有多少生命的亮色,有的更多的是卡夫卡、加谬、博尔赫斯等人阴郁的面影。先锋作家会进入到这些大师有关人的失败的体验中,也说出人类共有的一些精神难题已深入人心。
     当先锋作家没有找到与自己的心灵体验一致的表达方式,以此来呈现被遮蔽的生命世界时,语言,是他们唯一可以用力与依靠的领域。写作被改写为语言的出场,语言的自我指涉,“怎么写”的问题被强化到了作品主体的地位。在那样一个一切新奇的实验都被看好的岁月里,我们用很短的时间就将西方近一百年的文学历程模仿了一遍,从而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现在看来略显陌生的极端的形式经验。譬如,格非的“空缺”策略,北村的语言迷津,吕新的结构平面,孙甘露的语言游戏,都显示出了对形式的极大热情。格非的长篇《敌人》的全部努力都在于对那个纵火者的猜度,他把一个简单的生活事实,加以虚构的演化和装饰,进而托出一个没有谜底的谜面;吕新的长篇《抚摸》,则像是他语言组装能力的综合表演,我们从中看到的只是一些优美的场景,以及对一些战争片断的平面复现,它没有语言的中心指向,也没有一个长篇本应有的精神深度。在吕新身上,更切近福科的写作观:当代写作已经使自身从表达意义的维度中挣脱出来,而只指涉自身。在《抚摸》中,吕新只创造了一个可供写作主体永远消失的空间,其大胆的消解意义的写作行为,暗合了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话语膨胀;孙甘露的长篇《呼吸》,在语言自我增殖的层面上很有点像吕新,但是,他与吕新的一个很大不同是:孙甘露是想通过言辞的强化来表达他对一个意义空间——永恒与瞬间——的冥想。因此,孙甘露说:“对文学的感情……是由于一种对冥想的热爱。”(4)遗憾的是,孙甘露对意义的寻求被他那拼贴式的写作方式分割和消解了。
     现在看来,技术的文学,出示的顶多是一个形式的乌托邦,任何想在这个乌托邦里追问价值与意义,都是徒劳的。形式大于一切的时候,至终是把文学强行圈入技术世界而与存在隔离开来,它们的精神本源不是“存在”,而是“技术”,不是“存在之域”,而是“技术世界”。由这个“技术世界”出来的一切言说,必然是远离生存热情的,它的特点是,规范化,技术化,策略化,建构出的也必定是一个毫无心灵热气的人工的语言世界,这种作品是悬浮于存在之上的,无法到达可以触摸的存在,它不过是技术时代的产物而已,就如席勒当年形容近代社会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精巧的钟表机械,其中由无数众多的但是都无生命的部分组成的一种机械生活的整体。”(5)
     以技术世界作背景,用一种空洞的语言自我指涉写作,它对当下存在的闭抑性是缄默的。面对这么多尖锐的生存难题,没有人会认为语言游戏是天经地义的,它注定要丧失生命力,因为它远离了时代的核心。到了九十年代,某种乖张的形式实验开始得到矫正,写作越来越走向朴素,精神的线条也越来越清晰。所以,余华写下了《呼喊与细雨》、《活着》,格非写下了《傻瓜的诗篇》、《湮灭》、《欲望的旗帜》,北村写下了《玛卓的爱情》、《水土不服》、《老木的琴》等富于心灵质量的优秀小说。这些收获,可以看作是先锋作家的成熟期。但是,苏童和叶兆言却似乎走了另外一条道路,在体验和表达上都指向“大众世界”,完全丧失了对日常性的警惕。也就是说,苏童与叶兆言在九十年代的许多小说在面对生命的庸俗与沉沦时,未能坚持他们在生存领域的超越性跋涉,而认同了大众俗常的生活经验和审美口味,由此诞生了《离婚指南》、《十九间房》、《人类的起源》、《关于厕所》等通俗的先锋小说。苏童和叶兆言那段时间对世俗价值的妥协与描摹,使先锋小说走入了大街小巷,可这对于转型期的先锋小说来说,却可能是一个危险的误区,它的危险其实与上面说的形式的危险是一个问题的两面,破坏的都是写作与存在的正确关系,把写作重心转移到存在之外的事物上。所有不表达存在的文学都是稍纵即逝的。其中,技术与日常性是当下的文学缺乏永恒力量的最主要的两个破坏因素之一。技术世界将人物化,大众世界则使人成为“他人”,海德格尔将这两个世界统一称为是“异化之家”,都不是文学的本真归宿。只有回复到对生存的敏感与探查上,文学才能如海德格尔所言“在神性中站出自身”。
     当余华写下《活着》时,人物的命运感及对苦难的主动承担这些母题就坚定地来到了余华的面前;当格非写下《欲望的旗帜》时,精神的溃败,欲望世界中残存的美好瞬间,爱情的可能性等问题就真实地进入了他的视野;当北村写下《玛卓的爱情》、《水土不服》时,意味着一个热衷于探索形式主义策略的时代已经结束,欲望的问题,匮乏的问题,绝望的问题,拯救的问题,开始在这代作家身上正式登场。北村在作出这种转型的时候说过一段有代表性的话:“语词的欢愉是再也解决不了问题了,当阅读的仿梦欲望衰微时,美文也消失了,这导致我写出了一连串可供结构主义批评家解析的坚硬的小说,他们无视我的存在,更不对心灵负责任。在作家和批评家相互触摸的空间里一度黑暗,就像艺术和人之间一样,这种危险的关系近期使我震惊:美从艺术中退出,爱从婚姻中退出,艺术从圣殿中退出,组成了三位一体的可怕境遇。”
     (6)这是令人惊讶的独白,它说出了我们当下所面临的困境以及作家所应担负的神圣责任。北村用自己的作品实现着这一理想:在业已抵达的一种“无深度平面”的临界点上,重建现代精神价值的新维度。这一倾向还可以在余华的长篇《呼喊与细雨》中找到,从中,余华言说了一个重要的存在话题:绝望及其审判。还有格非在《欲望的旗帜》中对欲望所作的叙事与解析,等等,都共同向我们指示了一个先锋小说的复活向度。
     
     3、猜想乌托邦
     
     在技术或存在领域,先锋作家都试图说出一种对人类精神现状的警觉。在我们这个文化消费时代,作家的权力话语已经从中心向边缘滑落,但作家毕竟不愿意使自己的作品成为边缘产品,在大众消费的卷入与带出过程中消失。在他们心中,还是想保住文学对精神发言的中心地位。即使在文本自恋最为严重的时刻,先锋小说内部仍旧有一种出示一种理想图景的冲动,它一旦通过精神影像的方式表征出来,就成了文坛一度热衷谈论的“乌托邦”。
     乌托邦景象崛现在先锋小说里,是作为信仰悼亡时代的一种准信仰来应用的,它饱含了先锋作家对世界中心的期待和向往。当人类都肆无忌惮地举行文化渎神的狂欢庆典时,她同时也承受着精神苦楚日渐加剧的重压:罪恶的衍生,战争的威胁,道德的沦丧,人性的消失……正是在人类的精神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刻,作家、艺术家才开始了对精神乐园的重新寻求,而乌托邦是最后一个阶段的产物。可是,乌托邦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愿望呢?我们不妨追究一下“乌托邦”一词的来源。英语乌托邦一词来源于希腊文中“无”和“场所”这两个词的组合,它的意思是:无场所的事物。也就是说,人们虽然将自己的理想投射到了乌托邦里面,但是,乌托邦所指示的却是一个不在场的事物。因此,乌托邦是从未实现的事物的一种虚幻的投影,是作家主体的假想之物,是为了满足人们对精神理想的期待而作的努力。因此,人类始终在乌托邦的构想中保持了一种尚未实现的可能性理想,而自从尼采说出了“上帝死了”这一严重的声音之后,人类开始自行损毁一切秩序和原则,使自己一切理想追求开始走向颓废与没落。这个时候,乌托邦代替了那个被放弃的终极价值,成了人类精神的寄居地,而且,尼采之后的文化都赋予乌托邦一种假想的力量,使它成为我们在这个毫无神圣性可言的平面社会里的唯一慰藉。
     尼采的出现,是人类精神史上一个难以启齿的隐痛,他极其尖锐地混乱了从亚伯拉罕时代开始的信心世界。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但尼采拒绝相信,他只怀疑,而活在怀疑里的人是痛苦的,所以尼采后来疯了。人接受了尼采,也就接受了一条与亚伯拉罕的信心相悖的道路--自我意志膨胀的道路。先锋小说正是走在这样一条怀疑的道路上,但它们又没有全部认同这条道路上的价值原则,而是不时地希望有所信,希望用一种乌托邦秩序的再生,来重建价值关怀,这是先锋小说深度空间的最后指向。然而,乌托邦在本质上是精神与实在的分离,因此它只能是一种假想,一种幻象。神学家保罗·蒂里希将乌托邦分为两种:“向后看的乌托邦”和“向前看的乌托邦”(7)。我们可以将它用来分析先锋小说中乌托邦的两种表现形态。“向后看的乌托邦”在先锋小说里表现为一种怀旧,一种还乡的精神运动,如格非小说中对时间的追忆和缅怀,苏童小说中的故乡意象等;“向前看的乌托邦”在先锋小说里表现为一种反抗,一种对终极价值的茫然寻找,如余华在现实苦难中对家园中心的冥想,北村前期对精神幻象的痴迷等。这两种不同的精神期待,构成了先锋小说似是而非的救赎面貌:将意义模糊的暂时性事物和那些意义明确的终极性事物混淆起来。在这个方面,苏童的《米》与《我的帝王生涯》,格非的《傻瓜的诗篇》,余华的《呼喊与细雨》,北村的《孔成的生活》等是最富代表性的表达范例。
     《米》以五龙的精神流浪为线索来安排小说的结构:离乡-怀乡-还乡。苏童在开头设置了一场洪水将五龙的家乡淹没,使五龙成为一个无根之人进入都市,这就决定了五龙与都市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客居与仇恨的关系。即使在五龙占有了都市之后,他仍旧不断地使自己的记忆飞翔在那个空幻的家乡上空:当他强奸了米店老板的两个女儿后,体验到的是一种乡村人占有城市人的快意;当他店里的大米堆积如山时,想到的却是乡亲们在水灾中的饥饿面孔;当他在都市里生命濒于终结的时候,心中唯一的愿望仍旧是“衣锦还乡”的梦想。《米》的结尾处,苏童让五龙载着两车皮大米向家乡走去,在车上,,那个被大水冲毁的家乡仿佛就在眼前,然而,这个美梦很快就在回乡的途中破灭了:满身的病毒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而且,临死之前,他儿子还敲去了他口中的金牙。小说中五龙的死亡,便可看作是乌托邦的虚假本质的象喻。苏童的另外一个长篇《我的帝王生涯》,也是采用现实(帝王生涯)与理想(走索生涯)的二元对立来展现人物的精神矛盾的。帝王端白对现实的反抗,来源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被走索艺人在绳索上的闲适姿态吸引住了。在这部作品里,端白对走索艺人的怀念与最终自己成为走索王的过程,就是作者对乌托邦的寻求及其进入的影像。只是,乌托邦带给端白的只有:永远也读不完的《论语》。精神的实在及其归宿究竟在哪里呢?苏童并没有作出真实的回答,或者说他无力作出回答。
     
     苏童对人物灵魂探索的推进,多是诉诸于外在生存方式的变更来实现的,与此相对的是,格非的《傻瓜的诗篇》则将人物生存境遇置入人物的潜意识领域来展开。格非用精神失常的病人作为乌托邦的承担者,是想通过乌托邦的反面来证明乌托邦的必要性,进而返回到基础的乌托邦之中。因此,《傻瓜的诗篇》的结尾是意味深长的:精神病人莉莉康复那天,精神病医生杜预却成了精神病人。格非笔下的精神病人,事实上就是一个进入了乌托邦的幻觉之中的人。到后面,杜预和莉莉虽然发生了角色的错位,可我们却无从判断谁是幸福的,这就是格非通过作品所作的一个根本提问:疏离乌托邦与进入乌托邦,究竟哪一种更切近当代人的生存盼望呢?有意思的是,这个尖锐的问题在北村的作品中却不复存在,他的《孔成的生活》是将乌托邦发展到登峰造极之地步的作品,但孔成走的路却只有一个目的地——一直往乌托邦的深处走去,最后遁入了极端个人化的精神幻象(写诗)里虚弱而死。孔成之死告诉我们:最完美的乌托邦也只是将存在遮蔽在幻象之中,它一旦被洞穿,裸露出来的只会是更深的危机。
     有关乌托邦的寻求,在余华身上表现得更为复杂。他的长篇《呼喊与细雨》似乎具有乌托邦的双重性质:向前看与向后看。为此,余华在小说中设置了一个重要段落:“我”祖父青年时期的英雄时光。这个遥远的故事,经由“我”的想象闪烁着美丽的光芒,从而成了“我”获得心理慰藉的源泉。每当“我”饱受冷遇、虐待的时候,“我”就把记忆的链条伸越到祖父的青年时期,这是“我”苦难心灵的避难所。这种乌托邦式的怀想,正是通过“我”的向后看所建立起来的。然而,过于苦难的现实,单靠遥远的记忆毕竟是无法与之抗争的,尤其是目睹着成人世界的肮脏与污秽,以及祖父老年时的猥琐与卑微,“我”仍旧一劳永逸地陷入到绝望之中。这时,“我”幼小无助的心灵就需要一个投射自己未来理想的寓所——乌托邦。而当余华使“我”趋向乌托邦——上京求学——时,却又在小说中说:“回首往事或者怀念故乡其实只是在现实中不知所措之后的故作镇静,即使是有某种抒情伴随着出现,也不过是装饰而已。”
     余华的这段表白,正好指示了先锋小说的乌托邦构想的共同原则:否定之否定。也就是说,先锋作家笔下呈现的乌托邦都是否定性的事物、空洞的精神幻影,并且,他们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又用一种悲剧性结局来否定这种否定性的事物:《米》中的五龙至死都未曾亲见家乡;《呼喊与细雨》中的“我”虽然逃离了家乡,却未能真正从苦难中超越出来;《孔成的生活》中的孔成,即使是把房顶掀掉,也照样找不到拯救之光。可见,乌托邦描绘的只是某种未来的虚幻事物,其非真实性并不能作为我们这个实在的人的存在依据。因此,乌托邦表明的只是一种思虑精神救赎的向度,但它本身并非我们精神的真正救赎之路,它的假想性,只会将我们导向精神幻灭。事实上,这些迹象已经在先锋作家的写作理想中显明出来了,只是,长期被忽略了而已。
     
     4、救援在望
     识破乌托邦的否定原则之后,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的希望在哪里?文学究竟能为人类提供些什么?虽然乌托邦的提出使小说内在化了,但乌托邦从未救过人。当我们的生存面临各种威胁时,我们需要的不是乌托邦,而是精神实在,就像《启示录》所出示的那样。《启示录》与乌托邦的根本区别是,《启示录》里有一个实在的乐园显现,在圣徒约翰的语词溅落的地方,我们看见了一个灵魂的终极家园——新耶路撒冷,而乌托邦却只是一个空幻的能指。因此,即使像社会学决定论思想家史坚纳那样,提出了用环境解释一切的“行为主义乌托邦”,他仍旧是说:“人之为人,被除掉了更好。”尼采也提出了艺术与审美人生的乌托邦,把它看作是人类的希望所在,它一度赢得了许多人的亲睐,遗憾的是,二十世纪似乎是一个不适合审美的世纪,本应最具有美的元素的艺术,也被恐惧与绝望浸透了,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毕加索等人的绘画就明白了。人性的光明与优美已经过去,现代人似乎也不再具备欣赏美的心情,甚至美与丑的界限都已模糊。绘画界,毕加索等人在画布上破坏了秩序与美;音乐界,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等人嘲笑和谐;文学界,斯泰因等人破坏了文法和标点符号……破坏什么其实并不重要,关键的是,在二十世纪每个“勇敢”的人都该是一个善于破坏的人,否则就有不进步的嫌疑。
     人类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境地的。尼采说“上帝死了”,到这个世纪的下半叶,福科又说“人死了”,利奥塔德则声称“知识分子死了”,这些混乱的声音告诉我们,人类已开始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后果了,谁也逃脱不了。当解构、反叛、破坏达到了一个极端的时候,人类又会重新回过头来思索自己的失败是从哪里开始的,同时也追问“人死了我为何还活着”的悖论。其中,有些人继续解构,有些人则没有放弃做梦的权利(乌托邦),试图在梦(乌托邦)中找到存在的理由。先锋作家是一代还有梦的作家,他们不像现在更年轻一代的作家,完全与日常经验结盟,完全失去了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先锋作家至少还思索:活着的意义在哪里?要解答这一终极诘问,就需要作家出示一个绝对的价值立场,并用信心企及这一价值事实,意义最终才会在这一价值的朗照下显现出来。中国作家历来缺少这点,先锋作家也不例外。尽管先锋作家的知识背景与写作参照多是西方的经典,但一经中国式心灵的转换,就彻底失去了寻求超越、寻求终极实在的冲动,这也就是中国文化中最高的理想“天人合一”最终是合一于“人”而不是合一于“天”的缘故——一切都是在自我里面展开的,没有更高、更超越的价值依据,这就导致越来越多的作家用自我的意志情感、自我的价值观念作为洞察世界、关怀生存的起点,由此陷入了失去存在参照物之后的茫然不知所措的困窘之中。
     这种价值选择的非绝对性,必定无法出示希望,它使得先锋作家的写作共同表现为对死亡的青睐。他们普遍让人物走在意义危机的道路上,不断地让生存中的黑暗事物粉碎他们的内心,使他们无一例外地走向死亡;而另外一些作家则将人物的出路指示到人性中与自然本能相通的区域,认为生命本能的召唤、欲望的沉浮和自我消耗是对存在痛苦的解脱。所以,《敌人》、《米》等作品中的人物心中都充满罪恶、仇恨和放纵,不过,这种非理性的生存也只是死亡的前奏而已。
     要想超越死亡的困扰,唯一的道路就是用生的希望来反抗它。对生的思虑,实际上就是对精神出路的寻找。写作只有建立起这一维度,它对存在的表达才是完整的。然而大多数作家还在固守他们那些黑暗的体验,还在将有限的现实性景象看作终极性景象,从而不断地用语言来加固我们对苦难世界的体验和参与。他们主动放弃了在苦难中建立希望和爱的责任,并且,拒绝引进一种神圣之光来朗照自己作品中的黑暗景象,它表明一些作家的良心已经荒凉,无法再相信神圣的光与爱之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意义。因此,在先锋小说里,我们遍览了人类的绝望、孤独、恐惧、罪恶、荒诞等末世的心灵经验,同时也看到了一个怵目惊心的事实:拒绝救援之手。
     总有一天,当人类真正感到疲倦,感到活着是一种灾难的时候,就会转身到存在的隙缝中,寻求神圣者的救援。信仰的力量能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绵延不绝,就在于人类至始至终都有渴望救援的愿望,所以,神常常被称为苦难之神,也是因为他与苦难的人类同在,并乐于救助苦难者。这种追求,我想不单是哲学家或神学家的事,真正伟大的写作都应承担这种使命,也就是说,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他除了对人类精神现状要有超常的警觉之外,还要有一颗为人类的罪恶与苦难的境遇祈祷,为救援之光的惠临作准备的大质量的心灵。当代作家最大的匮乏便是这种悲悯的情怀。为困窘的灵魂找寻出路,为精神的沉沦呼告,永远是文学亲近终极的必经之路。它令我想起《创世纪》十八章里的一个故事:
     耶和华说:“所多玛和蛾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察看他们所行的,果然尽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
     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对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耶和华说:“我若在所多玛城里见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尘土,还敢对主说话。假若这五十个义人短了五个,你就因为短了五个毁灭全城吗?”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四十五个,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在那里见有四十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四十个的缘故,我也不作这事。”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若在那里见有三十个怎么样呢?”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三十个,我也不作这事。”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若在那里见有二十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二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十个呢?”他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
     这是迄今为止我所读到的最感人的文字之一。亚伯拉罕为所多玛和蛾摩拉这两座罪恶之城祈求的情怀,是站在同情、悲悯和良心的立场上的,他作为一个个人,面对耶和华,敢于直率地陈明自己对苦难的态度,耶和华也以爱和恩典多于公义审判的态度倾听他的诉求,这表明减轻苦难需要每个人的共同参与,需要每个人都起来承担责任。今天,可以说所多玛与蛾摩拉的罪恶情形正在我们的时代扩张,人类也正在为自己的放纵与堕落承担后果(审判),陷在无所适从的境遇之中,作为精神事务之一种的文学,不该是为生存的黑暗性助言,相反,它应该尽可能地找寻生存的希望,尽可能地聚拢人类心灵的碎片,成为人类重获“整体性力量”的先声,从而超越我们的一切眼泪,死亡,悲哀,哭号和疼痛,确立起我们生存的终极意义。没有这种对精神的危机和救援的渴望的认识,我们也就没有承担文学应有的责任,它令我们想起帕斯卡尔的一句名言:没有救主,就无所谓堕落。而今堕落的事实已摆在我们面前,就不由得我们不去考虑事实的另一维:救援。每个人都需追问:苦难与绝望之后怎么办?就连后现代小说代表作家、意大利的卡尔维诺到后来也说,他创作时经常地遵循一种愿望,想“找到对世界的新的阐释,这种阐释能够赋予我们的平凡的生存以某种意义,能够捍卫失去的美,能够拯救它”。(8)我想,真正的捍卫和拯救只能是重获超越一切的终极信念,用神圣实在的尺度来反抗黑暗——人性的伟大正在于此。圣经产生的年代都是极为黑暗的年代,可是,先知的信念之光穿透了黑暗,至今还向我们走来。
     寻求救援的努力,正贯彻在新一代作家身上,由此,我想到了余华的“呼喊与细雨”,想到了福贵(《活着》)与许三观(《许三观卖血记》)对苦难的超然承担;想到了格非对爱与美的眷恋和缅怀(《欲望的旗帜》);想到了北村在《施洗的河》中刘浪获救后的一句话:“在这样清晰和温暖的光中,捡起一根草都是美的。”——北村在《施洗的河》之后的一系列写作,不是用屈从事象形态的方式,来获得一种反抗与超越的假想力量,而是通过事象形态向神意形态的飞升来实现的;还有,王安忆笔下的阿三,历经心灵的劫难后对一个带着血丝的处女蛋流泪的情形(《我爱比尔》),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时代弥足珍贵的价值果实,温暖着我们的心灵,它们虽然不是什么伟大的实在,只不过是一些敏感、脆弱、稍纵即逝的瞬间,可对于我们这个贫乏的时代,它们却是以受难的代价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只能如此了。我相信,“整体性的力量”将在这些用受难换来的瞬间中产生,文学的希望也将从中生长出来。解释学大师迦达默尔说:“当今的时代是一个乌托邦精神已经死亡的时代。过去的乌托邦一个个失去了它们神秘的光环,而新的、能鼓舞、激励人们为之奋斗的乌托邦再也不会产生。这正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悲剧。”(9)我们不再寄望于乌托邦的重新出现,但我们却愿意参与到生存的苦难中,并用我们一切的勇气、信心、良知去重聚希望的碎片,重建新的价值实在——它也是作家未来的写作唯一需要用力的地方。如同坚信这世代离开灭亡的道路就必得以存活一样,我们也坚信有救援关怀的写作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注释:
     (1)《诗人何为》,见《诗·语言·思》,第92页。
     (2)罗德·霍顿、赫·爱德华兹《美国文学的思想背景》,第501页。
     (3)加缪:《反抗的人》,第106页。
     (4)孙甘露:《南方之夜》,见《呼吸·代后记》。
     (5)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第445页。
     (6)北村:《缅怀艺术》,载《艺术世界》1992年6期。
     (7)蒂里希:《政治期望》,第171页。
     (8)《世界文学》1987年3期,第148页。
     (9)《迦达默尔谈后现代主义》,载《世界文学》1991年2期。

  

“转引自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The Light in Me sees the Light in You.
顶部
seeyourlight



状态 离线
 
发表于 2007-6-7 10:18  资料  个人空间  个人文库  短消息  加为好友 
乌 托 邦——他的眼睛依然是清朗的

所属栏目  >   批评第一期   
作者:李红丰  发布时间:2003-7-26 19:40:19 点击数:2786
[发表评论] [关闭窗口]  



    一.
     思想的国有化到处都是与工业的国有化并驾齐驱的,这是值得玩味的。
     ——E·H·卡尔
     这是我在一年多前的一个深夜看到一句题词,也就是一个章节的主题。它使我深感骨髓振颤。其意思之深远沧桑,思索之独到罕有,非有人生之丰富的经历和博学的知识及极富穿透力的历史洞见是不会得出如此令人回味深长的话语。虽说翻译的古怪难懂,但其真实的意思,我似乎已认识到。梦想中的统一、平等在这里已到达最佳的境界。这时,人类社会似乎已真正到了所谓的大同世界,那无比辉煌、那无比灿烂的共产主义社会似乎已真正到来。
     其思想体系之统一完整,堪称博大精深。一个人的一生就犹如复印一页文件这么简单,这真是对人类极为罕见的贡献。一个完完整整、充满多样性、性格千差万别又能履行社会义务与权利的人就这样从工业化大生产的流水线上制造出来。这真是人类的那无可比拟杰作,它体现人类那难以想象的独创性,这是一种奇妙思想的杰作,是包括上床做梦都需国有化的杰作,人生有此经历真是难得……
     索尔仁尼琴在其代表作《古拉格群岛》针锋相对地写道:“思想体系!——它使暴力得到所需的辨解,使坏人得到所需持久的坚强意志。那是一种社会理论,这种理论使他能够在自己和别人面前粉饰自己的行为,恶事他听到的不是责难,不是咒骂,而是颂扬和称誉。……莎士比亚的恶人不能逾越的界限,有思想体系的恶人却能越过去——并且他的眼睛依然是清朗的”。“他的眼睛依然是清朗的”这句名艳亮丽的语句使我深感恐惧。的确,正如中国道家所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乌托邦的实质何在?也许乔治·奥威尔《动物庄园》里“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就是答案,这也许就是乌托邦的千年不朽之秘密。
     
     二.
     人多数在面对亟待解决的难题和生活所强加的责任时,出于惰性,渴望有一个明确而又普遍有效的、有秩序的世界性机构,省得他们去费心思索。
     ——斯蒂芬·茨威格
     因为我们的民众相信这是一个只有白昼而没有黑夜的社会。生活中的每天都充满了阳光、鲜花和新鲜的空气,乌黑的阴云闪电只时暂时。是的,不管怎样,处于现世的我们总得要让自己认为孤独的你我已生活在这大光明的白昼,而且,我们的确需要人造太阳般的温暖来舒缓这时而疯狂、时而麻木不仁的神经。
     他们是社会的臣民,温顺而虔诚;他们喜欢匍伏在地上,以显示他们的忠诚、老实;他们早已没有站立的习惯,他们的双脚已经畸形、他们已无法站立起来。他们似乎在更早的时候就已没有了思考的功能,他们早已丧失了说话的权利,他们早已不知道权利为何物。
     他们知道的是只到他们死亡那一天才能卸去的义务。他们全都认为权利应是属于某种特定的阶层,那些才是这生命的主人,也是他们的主人。他们全都是主动放弃的,他们全都是在一直不停响应某种号召。
     他们看上去虽然庞大,似乎能构成这浩翰的大海、无垠的土地和那神秘莫测的天空。从某种角度而言,他们更像是这个世界的巨人,真的,我似乎觉得他们更像这无垠的沙漠,他们已无法形成某种合力,他们已习惯于默默忍受。他们是这已属平常阳光无法重现于这世上的帮凶。
     狂热,以成疯狂的群体体现了这时代不朽的征兆。他们个个都在用已经发高烧的神经来对谈他们所谓的人生、所谓的价值。他们已不知道这生命的真谛,他们是这个社会的最好的基础,他们只配坠入已成黑洞的空间与时间。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麻木和冷漠的民众是专制政体最稳定的群众基础”。何人能否定这一点?
     英格兰之兽,爱尔兰兽,
     普天之下的兽。
     倾听我喜悦的佳音,
     倾听那金色的未来
     那一天迟早要到来,
     暴虐的人类终将消灭,
     富饶的英格兰大地,
     将只留下我们的足迹。
     我们的鼻中不再扣环,
     我们的背上不再配鞍,
     蹶子、马刺会永远锈蚀
     不再有残酷的鞭子噼啪抽闪。
     那难以想象的富裕生活,
     小麦、大麦、干草、燕麦
     苜宿、大豆还有甜菜,
     那一天将会归我侪。
     那一天我们将自由解放,
     阳光普照英格兰大地,
     水会更纯净,
     风也会更柔逸
     那怕我们活不到那一天,
     但为了那一天我们岂能等闲,
     牛、马、鹅、鸡
     为自由务须流汗。
     英格兰之兽,爱尔兰兽,
     普天之下的兽。
     倾听我喜悦的佳音,
     倾听那金色的未来
     老麦哲那沙哑的嗓子里唱出的曲调慷慨激昂的《英格兰之兽》曾不停的回荡在我的耳边,年少读书时,常为有这样的理想社会而心醉神秘。
     风在轻轻的吹着,夜深了。金黄色太阳也已经消失了。
     
     三.
     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F·荷尔德林
     我们的社会已成了一个最大的疯人院,但朦胧的眼光常常放射出晶荧夺目的光芒。
     英国宗教改革家托马斯·莫尔代表作《乌托邦》我怎能忘怀。其圣徒般的人格、悯世的心境,以天下大同、人人平等为召唤,曾令无数的后辈为之心醉神秘,因为必定“岛上一切事情都做得非常完美”。
     完美固然完美,但用暴力来惩罚来强行别人信仰一种崇教一种信仰,这不是理想社会而是恶魔般的地狱。诚然从心灵的愉悦、思想体系的完美来看气壮山河鼎立乾坤的猛虎的确比柔顺平和只吃草的绵羊更美丽更壮观更惊心动魄,但英国大哲学家罗素却说“对于猛虎我们还是更宁愿把它关在笼子里,可典型的浪漫派却要把笼子打开来,去欣赏猛虎消灭绵羊时那幕壮丽的纵身一跃。他鼓励着人们想象他们自己是猛虎,可是如果他成功的话,结果并不会是完全愉快的。”岂止不完全愉快,而是人类不可逃脱的劫数。
     因为无数血的事实证明“理想主义者和空想家们一旦取得了胜利,几乎无一例外立刻被证明是恶劣的骗子和凶狠的刽子手。”中国至圣先师孔夫子在鲁国当上大司寇第一件事就是诛杀少正卯原因无他,因为这个异端的存在将使他无法向世人灌输他所设计的天国,这时,圣人残酷无情的一面就显露出端倪。的确,有完整思想体系的圣人轻而易举的越了过去并且“他的眼睛依然是清朗的”。黑格尔就此论述道:“这个世界主宰,由于意识到自己是这一切现实势力的总和,就生成了一个自视为现实上帝的巨大的自我意识;但由于他只是形式的自我,并无能力对这些势力进行任何约束,所以他自己的行为活动与自我享受又是一个同样巨大的荒唐放纵”。
     “俄罗斯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人不是靠监禁自己的邻居而相信自己的理性”,但我要说一个社会不是靠监禁自己的民众一切所有乃至于包括上床做梦来达到所谓的理想社会。
     斯蒂芬·茨威格曾在《异端的权利》痛斥宗教裁判用火刑烧死异端来解决争论,来使广大的民众相信自己真理在手,告诉他们梦想的社会会如一场冬日洁白的雪到来。在美妙的乌托邦里,他们都能进入了另外的一个空间,在另外的一个空间,他们已自由了,从此以后,他们都属于他们自己。
     
     四.
     天下为公
        ——礼运·大同篇
     你并不要去关心这是如何选择的。承认这是一种选择,体现了所谓民众的意志就行了。这是一种心理的积淀、一种根深蒂固的快感。
     个人是习惯的囚徒,一旦服从于某种即成的势力,就会把它当做这个社会的即定规则、一种社会的习俗,并且还当做生命存在于社会的基础因素,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去思考它、怀疑它、反对它,对它提出疑问,慢慢的,就像长期未能得到锻炼的肌肉一样会渐渐的萎缩,乃至于枯竭,自己也会完完全全成为一个木偶似的角色,在这个波浪起伏的社会的不停飘浮,一直无法找到心中的定针,此时,所谓的张扬个性只不过是一句空虚的玩笑话,奇异、悖狂的行为不过凸现人生的苍白与无奈,那看似离奇、怪诞的符号则体现这早已迷失的童贞,纯洁早已不复存在,真、美等则已成为谋取利益的最好的召牌。
     “你会常常听到一只鸡对另一只鸡这样讲道:‘在我们的领袖拿破仑同志的指引下,我在六天内下了五只蛋’,或者两头正在饮水的牛声称‘多亏拿破仑同志的领导,这水喝起来真甜’”。
     在这人类的生存地里,动物们起声合唱《拿破仑同志颂》:
     孤儿之至亲!
     幸福之源泉!
     赐给食料的恩主!
     您双目坚毅沉静
     如日当空,
     仰着看您
     啊!我满怀激情
     拿破仑同志!
     是你赐予,
     你那众生灵所期求之一切,
     每日两餐饱食,
     还有那洁净的草垫,
     每个动物不论大小,
     都在窝棚中平静歇睡
     因为有您在照看,
     拿破仑同志!
     我要是有头幼崽,
     在他长大以前,
     哪怕他小得像奶瓶、像小桶,
     他也应学会用忠诚和老实待您,
     放心吧,
     他的第一声尖叫
     肯定是拿破仑同志!
     原因很简单“因为有您在照看,拿破仑同志!”并且“双目坚毅沉静,如日当空”。
     理想高蹈的如老子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但其实质仍扣在“国”、“王”上,而不是在真正的“人”上。这东方乌托邦美妙画景,东晋陶渊明不也在《桃花源记》里为我们详细的加以描述了:“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 虚幻必定就是虚幻,洗衣盆里肥皂泡终就是肥皂泡。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就是理论与实际上真正的“天下为公”,五千年中国的秘密不就尽在于此,这几乎柏拉图《理想国》所阐述的相一致,“一切权力总归是出自上帝;上帝把神圣事物的权力交给了教皇,把俗世事情的权力交给了皇帝。” 此时,我想这个“公”字应该理解为公候的“公”字,这“公”字可是中国古代五等爵位的最高一级。
     
     五.
     天人合一
       ——中国古代思想的精华
     柏拉图《理想国》应是西方乌托邦思想成为真正哲学化的最早者,其真正源泉不也来自严格遵守纪律、尚武好战的斯巴达。在其《国家篇》中的不也通过逻辑严密体系精深哲学把斯巴达加以理想化。在许多世纪以来,无数的青年俊才都争相阅读这些作品,其实他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无不燃烧着想要作一个“哲人王”的雄心。也就是后来发疯的尼采曾想把“恺撒”与“上帝”两者兼而有之。这在中国可是源远流长。
     “天”就是上天,在这一点上,我想大多数的国人当然包括知识阶层应是没有异议,但问题出在如何解释这个“人”字上,我的理解或许有点与众不同,我从不认为这个“人”字是指的你我处于底层的平民百姓,我从不相信。我认为它只能理解成以皇帝为首的这个特定的阶层。说穿了不就是上天与以皇帝为首这个特定的统治阶层的合一,这应是古代中国乌托邦思想的精华之所在。
     孔子为什么要说中国文化周公是集大成者,因为“天人合一”的意识形态,再配上所谓的无为而治,使这位终生热心入世“至圣先师”已找到理论的泉源,在这里,理想与实际融合的如此美妙,一切权利全出于上天,皇帝就天之子,这所有的天国全寄托这个特定的天之子。王莽空想般的国有化来源与周公乃至于上古先贤所追求的秘密不就在于此。百日维新时,为理论上的变法做准备的康有为写下《孔子改制考》、《旧学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春秋公羊传》原因就在如此,但甲午中日海战的失败实际上宣告了统治几千年的意识形态已经破产,由此再上溯到假借圣经的洪秀全太平天国《劝道醒世歌》、《醒世劝言录》等等乃至于在掌握东南半壁政权后所颁布的《天朝天亩制度》……但痛苦多难的土地上何以能建万世的太平,虚幻狂悖的梦呓中何以建理想的天国?不管经历多么漫长中世纪的黑夜,西方的先哲还知道在炼狱中拯救人类的灵魂,东方的圣人何在?
     “等贵贱、均贫富”这虚假的口号一直回荡在这多灾多难的土地上,不让一个每一个人生活匮乏,也不让每一个人生活富有。每个人只能靠自己那份薄田的出产而过活,薄田除了自由馈赠而外是不能转让的。没有人可以私自拥有金银等贵重金属,每个人都过着简朴的生活。就算如此,这在中国也只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肥皂泡梦想。
     在以后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中,他的每一个子民都从属于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公共食堂,他和其他的成员必须在这里吃饭;他必须从把他所生产的全部缴纳出来。至于学习,他们学的只是用来学习怎样服从,怎样忍受痛苦,怎样担负劳动,怎样在无法停止的运动中互相倾轧内斗乃至出卖自己的灵魂与良知。尊严、道德底线在这里已成这个民族贡献给这个世界大家庭的最大笑话,这是后代的你我怎么也无法遮盖掩饰的“金印”与“红字”。
     他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这里所能被允许的生活是什么,在自己的岗位上所必须做的事情又是什么,他们都有着这样一种心情,即他们生来不是为他们自己而服务的,而是为他们的“国家”而服务……
     他们永远是这大集体的一个螺丝钉一个配件,正好象是蜜蜂环绕着它们的蜂王一样。在他们一生的任何阶段,自由对他们来说都是一句可恶的玩笑。
     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对此论述道:“一个民族对其自身力量与安全所持的深信不疑的确定性,即确信它的誓约能把全民族团结成为一人,这个确定性之所以真实,完全由于全民族所有的成员都具有着不言语的无意识的实体,完全由于他们都浸润着遗忘的泉水”。何人能否定这一点?他们都浸润在这遗忘的泉水里,他们都是不言语的无意识的实体,他们都是……
     
     六.
     由于对平等的热衷,使自由的希望落了空,曾经赋予这个世界的大好机会因而被抛弃了。
     ——阿克顿勋爵
     没有自由何来平等?以暴力来剥夺自由的选择、自由的言说、自由的生存来达到的平等不是“平等”而是人类不可逃脱的劫数。
     诚如斯蒂芬·茨威格所说:“宗教改革在开始的时候是作为一种在精神和宗教事务上保证和平的运动。它的意图是把上帝的福音交给每一个人而不加任何限制。这是个人信仰,而不是由罗马教皇和基督教协进会来塑造基督”。卡赞扎基《基督最后的诱惑》、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巴贝夫《平等共和国》、圣西门《实业制度》、傅立叶《和谐制度》都在论述一个共同的话题那就是:追求绝对的平等,在如此的土地上建立天国,其最终得到一个结果往往是令人呕吐恐怖的奴役,会堕入一个不可饶恕的黑色深渊。个人的自由、思索的异端才是社会前进的源动力,才是社会免于堕落的最后屏障。
     我从不否认,绝大多数公众都认为这世界上应有一个绝对的主宰,就如黑格尔说:“这位世界主宰从来就自觉他是绝对的、本身同时包含着一切存在的、意识不到另有任何比自己更高的精神的个人”。绝对主宰下的平等,不就是这些圣贤先哲所呕心沥血设计的理想天国平等社会,你说还有例外的可能吗?这是何等的荒谬,他们不但要在精神的时空、头脑的维度里建构一个上帝,还要在这流转的世俗里人为制造一个对应的恐怖实体。他们不停告诫这世俗上所有人唯有这样真正的“自由”就会来临。
     于是这个“世界主宰”就不停的制造这种全新的空气而排斥打击斩杀一切异端的因素,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你所能想到和所不能想到,慢慢的,这种全新的空气就成了这个社会赖以存在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奴役与自我奴役就成了制造人体流动血液的基因。
     
     七.
     不择手段完成最高道德。
       ——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
     这是一个虚幻的理论已成为终身信仰不可更改的时代,伟大的理论与黑色的实际都融合成一个全新的结晶体。他们都在发挥了他们各自的最大张力,都充分的展示了属于他们各自的空间。他们成了一个镜子的两面。他们似乎谁都离开不谁,他们已成为这个社会的公理,亘古难变的公理。
     法国大法官路易斯·博洛尔曾在其名著《政治的罪恶》中写道“当权者为了达到他们追求权力的目的,在选择使用权力手段时往往毫无顾忌,随心所欲。他们最喜欢的一句格言就是:‘目的证明手段正确。’他们常常宣称:当有效的政治措施或手段同社会道德发生冲突时,人们为了国家的利益和公共的安全而牺牲道德。”
     为了一项所谓的正义事业能否使用不正义的手段,甚至不择手段。这是我在十多年前看英籍匈亚利作家阿瑟·库斯勒小说《中午的黑暗》所能得到最令人回味深长的结论,这可不是所谓的书生的痴气,而是人类向前迈进的一个坚实的结晶。里面的词句使人深感沧凉,翻译家董乐山先生在翻译《中午的黑暗》时曾写下一篇叫《艳阳天下的阴影》序言,但你我要明白那根本不是所谓“艳阳天下的阴影”,而是人类的劫难。
     暴力强暴了理想。诚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性的观察,人多半是害怕天赋人权。也如斯蒂芬·茨威格所写道:“人民易于接受建议的。”现代空想社会主义之父圣西门甚至不加隐藏的预言道,“对那些不服从他所拟议的计划委员会的人,要‘像牲畜一样来对待’。 为了防止有异端的出现他们会设有一个秘密警察团体,用以对付这种危险,但是作为这种戒备的补充他们还有另一种办法:就是他们每年对外宣战一次,这样他们的青年人就可以杀死任何看来仿佛是不肯驯服的人而不会犯杀人罪。这时他们可以以所谓的爱国主义、所谓的终生不逾的信仰来自己加以辨解。理想主义和爱好权势相结合的结果,就一再地把人引入了歧途,并且就在今天也还是如此”。诚哉如是也,伟大德国的诗人海涅不也用那极富诗意笔调写下 “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流淌着的血在里面已渐渐融化、裂解成神秘的已无法埋葬的海洋——死海。
     
     八.
     封闭社会的特征是崇拜魔术性的禁忌;在开放的社会里,人们在一定的程度上已学会批判那些禁忌,而在经过讨论后,依靠自己理智的判断来作决定。
     ——波普《开放社会及敌人》
     对未来社会更大自由、绝对平等的许诺己经成为乌托邦宣传最为有效的武器之一,也是其中的灵魂。“乌托邦”这个题目可堪称人类理论上的最伟大的发明。在这里,一个个民族丰富的词汇已达到它的最大张力,也已达到它所能虚构的极限。词汇语句段落的变幻在所表述的文本里以体现了它所能达到的最大魔力。从《七诫》到名存实亡,实际则为《一诫》的“最高宪法”,不就说明了这一点。
     “这并不是由于容忍和正义,而只是由于偏执狂们自称他们的真理是惟一可以接受的真理,而他们自己的意志是世俗法律的基本模式”。对此,英国大哲学家罗素说:“参差多样,对幸福来讲是命脉,在乌托邦中几乎丝毫见不到。这点是一切计划性社会制度的缺陷,空想的制度如此,现实的也一样。”
     开放参与多元暂时的贫困与封闭窒息一元的短暂繁荣,你将作何决择?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里特说:“民主之下的贫困比起专制之下所称为的繁荣来,正象自由要比奴役那样地更值得愿望”。自由主义先驱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说:“一个绝对不能参与政治事务的人,不能叫公民”。
     那么我要说的是,如果还有人让你我信奉这“清朗的眼睛”,我的回答是:“你们应当为他修建一个火炉,然后,将他投在烈火中”。

  “转引自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The Light in Me sees the Light in You.
顶部
可见光



状态 在线
 
发表于 2007-6-7 13:42  资料  个人空间  个人文库  短消息  加为好友 
从李红丰的文章, 我们可以看出对于"乌托邦"这个词, 有些人似乎有些偏见.

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