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刘仲回忆录:我的世界我的诗(少年部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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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回忆录:我的世界我的诗(少年部分2)

母 亲 的 纠 结

1965年初夏,我哥哥来了。他已是一个17岁的青年——要带我一起去大堰农场看望服刑的父亲。我们是走东大路步行到的资阳,在西门外狮子山石油器材库建设工地上找到了妈妈。当时已是正午,楠竹竿上的高音喇叭正高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妈妈穿着一件细花布衬衣,正满头大汗地推着手推车运最后一车土方。哥哥羞怯地叫了一声:“妈妈。”便低下了头。妈停下来擦了擦汗,说了一句“少华你长大了”面色很凝重。“少华”是我哥的小名。对这个继母,他终身怀着一种复杂的感情。哥哥说要带我去看父亲。妈沉默了片刻:“也好,你们吃了午饭就去吧……”那天的午饭很香,食堂卖了酱爆回锅肉,妈打了两份,让我和哥哥吃。她自己是用辣酱下饭。吃饭的时候大家都没吭声,后来还是妈打破沉默,问起了资中那边的情况。哥哥低着头,红着脸回答:“现在好多了,我和素琴都能挣工分了。”
哥哥不知道,刘鉴鑫令妈妈很纠结:不久前她曾带我去大堰劳改农场探监,门岗得知她的身份后不让她进去。说离了婚的女人要有自尊。妈哭了,只好让我一个人进去,她在门外张望。那天父亲是穿着背心和短裤,剪着寸头。他摸着我的头,说我长高了。他没有提到妈妈,只问了奶奶的身体和妹妹弟弟的学习怎样。我想告诉他做“劳改犯儿子”的滋味,告诉他家里的惨状。他把话岔开,得意地说他在这里很好,还是当漆匠师傅,农场附近的毛主席语录碑都是他写的。我哭了,他用肮脏的旧毛巾给我抹泪。语无伦次地说:“会好的,会好的。”回家的路上,妈说:“我看到他了,长得很胖。看得出他日子过得好啊……”我知道妈的日子苦,有理由抱怨刘鉴鑫。可妈去医院卖血来给我们交学费的事儿却是后来才听说的:她的月工资是25元,哪里够用呵……责任,那时我还不懂这两个字的含义。父亲对我们处境的回避,让我委屈和不解。我是在十几年后才看透他的自私和败坏。但从母亲的话语里,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悲愤和辛酸,也理解了为什么妈从此以后不再为刘鉴鑫哭泣。
我和哥哥走到大堰劳改农场已是下午时分。门岗已经认识我们,很快把刘鉴鑫叫了出来。这一次我没有流泪,因为父亲只顾和哥哥说话。他最关心的是资中家里的情况。老问粮食够不够吃,补不补工分钱?他希望哥哥担起家庭重担,最好出去干漆匠挣钱,大不了交农业社的公益金公积金就是了。他说他会好好改造,争取早点回来,多挣点钱,把家兴起来。妈冷冷地听了我们的回报,气愤地说:“他还没吸取教训!还在讲发家致富!他几时想过家?他是只顾自己风流,八方造孽!这个社会,哪能由着你的马儿跑?一辈子吹牛皮绷面子,从不考虑后果……”
在此之前,妈对刘鉴鑫一直存有幻想,认为他能对妻儿的痛苦感同身受,有忏悔之心。得知他现在的状况后,妈愤怒了。她意识到了自己的无辜与可悲。有时她非常烦恼,甚至将恼怒发泄到我头上。特别是在受到同事的溪落和羞辱后,她就要打我——歇斯底里地打我。有一次我实在受不了了,拔腿就跑。父亲的徒弟张祖兰来看师娘,撞见了这一幕。他在九曲河边追上了我。我哭,但没有眼泪。因为我的悲伤无以言表。那天是雨后初晴,九曲河因山洪变得汹涌狂暴,红色的河水卷着连根拔起的青木树和竹子,飞快地奔向远处的沱江,如同我当时的心绪,愤懑而不可抑制。张祖兰不敢靠近我,怕我真的跳下河去。他喘着粗气,问我要去哪里?我说我不知道。但不管怎样我是再也不能这样活下去了。他流泪了,说一定要让我母亲不再打我……真的,从此后我妈再也没有打过我。
妈妈的漆工班里有两个男人:一个来自宜宾,一个来自乐至。宜宾来的姓张,乐至来的姓秦,都是冒牌漆匠——是上岗后才学会刷漆批腻子的。两位叔叔是把我妈看作师傅,操作时总是争着干打磨之类的粗活儿。张叔叔很想独立操作,但他不懂油漆分类,一次竟把硝基喷漆和酚醛调和漆混合,待我妈发现时,几大缸油漆已成了蛋糕样的泡沫,只得悄悄挖坑埋掉。秦叔叔年纪要大些,有支气管炎。每当我妈打我的时候,他总要劝:“再大两下不打了,再打两下不打了。”两位叔叔的儿子也在假期里来资阳石油器材库,是我的玩伴。我是从他们那儿学会了“打烟盒” ——这让彭亮叔叔很不快。他说这是“变相赌博”。
木工班的罗木匠是个“少年白”,乐至人,开口“日妈的“。他儿子瘦巴巴的,叫“罗斯柯基”,叔叔们叫他:“柯基娃儿”。罗斯柯基没有妈妈,只有肺结核,成天老咳嗽。他成绩很好,口齿也伶俐,爱恶作剧,拿我和彭妮说事是他的乐趣。好几次我都想发火,但他那可怜巴巴的大眼睛又让我下手不得。我们一起去爬刘家大山,或者去九曲河洗冷水澡。要不然跟着彭妮一伙女生学跳“北京的金山上”锅庄。一次我们偷偷去库房,发现篷布下停着好几辆敞篷电瓶车。柯基娃儿胆子大,一阵乱戳居然发动了马达,他让我们坐上去,开着车子冲向了库房外的站台……后果自不待言:家长作检讨,淘气包挨揍,柯基娃儿住进了医院……
施工员刘麻子是个鳏夫,他女儿刘天秀比我们稍大,性格爽朗,个儿高挑,胸脯丰满,蒜头鼻,双眼皮,红润的脸盘儿上有几颗不太显眼的雀斑。她嗓音很甜,是彭妮的好朋友,爱和我玩儿。刘麻子不许女儿来木工棚——这不是因为我在这儿搭铺,而是每次天秀来都要被木匠们的下流玩笑羞得满脸通红。刘施工自己喜欢和木匠们聊天。特别是冬天,外面雨雪纷纷,棚内炉火熊熊,大家围着炉火盘腿而坐,传递老酒,剥着花生,互敬烟卷儿,不时向炉膛中投进刨花、砍口柴和边角废料,把周末的时光消耗在怀旧的叹息中。
“真是人生如梦啊!”一次刘麻子竟问起有人吸过鸦片没有?“我是吸过——那时我年轻,脚痛,吸鸦片是为了镇痛……”他说。脸上是一种难得一见的坦率。谁也不知道他的历史和家庭,只晓得他是个慈爱而严厉的父亲,是个爱挑刺儿的施工员。他告诉我们鸦片瘾发了的滋味:“呵!那真是猫在心里抓,鼻涕眼屎你根本管不住,人都不像个人了。”他说在烟馆里,耗子也成了瘾虫。人在烟榻上蜷成一团,喷云吐雾,耗子则趴在梁上一个劲抽鼻孔……这个细节,后来被我写进了《在河之洲》。
彼时妈妈是住片石房二楼集体宿舍,蓬溪的何嬢和小院的钟嬢是她的室友。何嬢喜欢往男人堆里钻,也喜欢提起劳改犯刘鉴鑫来敲打我妈。但她喜欢我,给了我一件工作服。单位迁往荣县“红村”后,一次周末伙同几位男女同事出去野炊,她去悬崖边摘野丝瓜,不慎失足坠崖。钟嬢和我妈是密友,无话不谈。她没有生育,抱养的女儿菲菲很漂亮。钟嬢爱拿我和彭妮开玩笑。她总是抱怨薛一凡捷足先登,说她才是我最好的“老丈母”。每当这时,妈总是笑笑摇头。尽管她喜欢彭妮,也喜欢菲菲,但私下里她最关心的还是莲清。我告诉她莲清的成绩不大好,喜欢讨好人,我很不喜欢这种德性。妈叹了一口气:“你还小,长大你才懂……”
我已经是大小伙子了,穿着妈的工作服在街上走,与真的石油工人别无二致。薛妈见我第一眼的时候还问我妈是不是她“弟弟”。她要我去她家住,说要专为我铺张床。我不干。老木匠“康公公”说,来和我挤一张床吧,木工棚里人很多——多和人交流长见识。
“康公公”是我妈的表姨父,也是瓢儿山陈友盛陈姑爷的准亲家。他当时40多岁,丧妻多年,是两个英俊儿子一个漂亮女儿的父亲,也是木工一班厉害的头儿。他“大墨”(粗木工)“小墨”(细木工)都精,上得房架做得家具,就是脾气大心眼儿小。我母亲是他大儿子和我二表姐的婚姻介绍人,不知怎的几时又成了他老人家的梦中人。他原来管我奶奶叫“三表姐”,后来竟降低辈分叫起“幺娘”来。这令我奶奶困惑不已。
“康公公”为我妈介绍了一处“外水”活路:那是新建的军队干部休养所,位于县城桥亭子小巷尽头,是几座平房的门窗油漆工程,可在下班后来干,说定完工可得100元工资。我妈太高兴了,当天傍晚就带着工具去了工地。她已经在心里为这一笔巨款取好了名字:儿子的学费、女儿的新衣服、幺娘的酒钱、过年的腊肉香肠……“康公公”来了,他认为时机到了:“芝兰啊,你太苦哪。让我们亲上加亲,同甘共苦——嫁给我吧。”我妈惊呆了:“这怎么可以?您是老辈子呀……”但“康公公”听不进去,也把持不住自己,他见四下无人,便要动手用强。我妈气横了,甩手给他一耳光跑了出去,并在当天晚上回到了伍隍。我记得那天晚上细雨蒙蒙,天色黑得吓人。母亲让我二表姐玉珍把未婚夫叫来,那英俊的年轻人在昏暗的灯光下正襟危坐,皱着眉头听完了我妈对他父亲的指控。他敢说什么呢?他只是深爱自己的未婚妻,而这个未婚妻又是我妈最疼爱的侄女。他所能做的是在婚后跟着妻子恨自己的父亲。而他父亲又以百倍的仇恨来报复我母亲。
“康公公”求婚不成,便认定有情敌在从中作梗。他左观察右观察,发现木工二班班长刘俊成有最大的嫌疑。刘俊成30多岁,是东峰寺龙洞人,当过供销社的干部,木匠手艺是“幼儿学” 和他一样,“大墨”“小墨”无有不精,是“全挂子”。刘俊成子女很多,经济负担重,据说同老婆关系不好,外出打工时经常是哭着离家。 老木匠还发现自己同事对罗芝兰情有独钟,看她的时候眼神都不同。而且,也关心刘仲和他的弟弟妹妹,大有要当他们继父老汉的意思。于是他着急了,辗转了几个晚上,终于想出了办法:去东峰寺龙洞乡下向刘俊成的老婆告发,并鼓动她来石油库找“陈世美”拼命。那女人在石油库的表演我不在场,没有人向我描绘我妈最耻辱痛苦的一天。但我知道结果:一段时间里,石油库的人看我的眼神变了,刘俊成辞工回家了。妈说她看到他走的时候眼里含着泪,连头都不敢抬。
1966年秋,政治空气日渐紧张,“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停办了,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除了中央精神、小道消息,还有“警告”、“勒令”之类的诉求。高音喇叭成天不是读两报一刊社论便是唱革命歌曲。柯基娃儿教我们唱“造反歌”:“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要是革命的跟着毛主席,要是不革命的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
一般说来,斗争对象是大小“走资派”。但木工班一张大字报却不合时宜地掀起了道德波澜。大字报的内容,是要求劳改犯家属把和地主狗崽子的关系暧昧说清楚。不用指名道姓,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劳改犯家属”是说我妈。而“地主狗崽子”是指年轻的粗木工胡朝青。这是个乐至人,身材高大,相貌英俊,不爱说话,爱抽烟,工作非常踏实。
胡朝青血统上是地主子女。1949年,生身父母将他过继给一户贫农,但“高成分”的阴影还是紧随着他。他很孤独,对大七岁的我妈确有好感,并一直悄悄资助我们,还经常过问我的学习。这令我妈纠结,更让老木匠妒火中烧,忍无可忍。他用用大字报发泄愤怒,尽捕风捉影造谣诽谤之能事,根本不虑后果。造成短暂的错愕后,他为自己招来了几百号人鄙视的目光:他太过分了,而罗芝兰又太可怜了。这样伤害一个弱女子,真是天理不容!大家想到了蒙冤而去的刘俊成——老康,你是不是离开为好?不然大家不好处……于是他背起铺盖卷走人。作为木匠大师傅,他在哪儿都能找到工作。但他不能赢得儿子和儿媳妇的尊重。即便儿子为挣钱养家而跟他学手艺,仍然不和他多说话。他很生气,只把感情寄托在孙子身上——他是因肝病死在手术台上。
关于文革,我是从社会气氛中感受到它的降临:区委及各单位领导说话客气了;区文工团更活跃了;社商、粮站、手工业合作社、供销社的职工们兴奋了。“四清”后期一段时间,学校已不那么热衷于在学生里找“阶级敌人”,而是热衷于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和举办各种文艺演出活动。那时候学校里唱得最多的歌曲是:“社里的梅,村前的松,我们都是贫下中农”和“工作队,下乡来,贫下中农笑颜开……”我有了参加文艺演出和下乡学大寨搞“坡改梯”的机会。去镇外山头拿着铁皮话筒充当“土广播”,嘶声竭力地宣读“两报一刊”社论,更是我的荣耀。老师们开始喜欢我,校长刘传松每次校会后都要让我上台唱一首“我为祖国献石油”。 我能直起腰了,觉得自己和娅琳近了。
政治之弦越绷越紧,区领导们在街上搞起了“红海洋”:把街上所有的铺面都漆成红色,写上《毛主席语录》——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防备乱贴大字报的绝招。发动文革的《5•16通知》下发后,学校基本瘫痪了。伍隍中学有很多学生去北京串联,带回许多闻所未闻的爆炸性新闻。《毛主席接见百万革命小将》的纪录片,是全镇年轻人去6华里外的兔子坳恭迎回来的。放映人员告知,凡是毛主席出现就要鼓掌。一伙广播学院的学生徒步“长征”路过伍隍,他们铿锵有力的普通话在大地上回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紧跟毛主席,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追在他们身后拾取《语录》传单,同时也追逐着他们播火者的虔诚。
当天晚上,一伙男女同学找上了我。有曾小君、李小英、姚世文、张义华、占全中等几个文艺活跃分子。他们神色诡秘:“去不去?”我问:“上哪去?”“哪去?上北京啊!你不想见毛主席啊?”我说:“去!当然去——步行吗?还有,手续呢?”平时胆小怕事的女生们说:“我们还是扒火车,大不了坐车厢顶上熏煤烟……至于手续,我们想办法。据说各地有联络站,吃饭住宿不要钱。”我希望娅琳同行,把她叫出来。她说爸爸不准乱跑。我和全中都非常失望。小君说:“革不革命随你的便!你不来,我们不稀罕!”娅琳差点儿哭出来。
第二天是瓢山沟陈姑爷的生日,我将串联的事忘得一干二净,跟着奶奶去了乡下。那时,大饥荒已过去了五年,农村里日子好过多了。陈友盛生产队长下台了,但人缘还在,远亲近邻来的不少。寿宴摆到了竹林坝。陈姑爷亲自掌灶,他的回锅肉有巴掌大,炒上蒜苗又香又解馋。我正大快朵颐,表哥“火娃儿”提醒我:“刘仲,听听,像是有人在喊你。”原来是小君全中他们在对面公路上高叫:“刘仲!去不去哦?出发咯!”奶奶问我:“他们叫你干啥?”“串联!”我回答了一句,丢下碗,飞快地奔向那朝圣的“儿童十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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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的川中丘陵是农闲时节,一路上能看到农民在不紧不慢地挑土边。天空灰蒙蒙的,路上行人车辆都很少。小君提议大家一边走一边宣传毛泽东思想。好,要得——怎样开始呢?像广播学院的学生那样一边走一边朗诵吧。于是清清喉咙开始朗诵:“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可是说了这几句就没了下文。因为我们普通话太差,而且根本没准备。路旁那些挑土边的诧异目光令我们脸红。那么就唱歌吧,“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预备——唱!”这首语录歌不长,适合疾步走着唱。但队伍人少,气势提不起来,唱着唱着大家就没了劲儿。一个赶牛车的中年男子抬起头来望着我们,满额头的皱纹写着揶揄:“你们唱给那个听呀?不如来帮我推这架架车。唉,这黄牛太老了……”我们面面相觑,迟疑了一会儿,俯下身去学起了雷锋,干起推车活儿来。
架架车速度太慢,我们在暮色中走进南津驿古镇。也就是说,半天只走了40里,离资阳县城还有20多里。天色黑了下来,我们饥肠辘辘,找到了充当接待站的供销社食堂。饭菜太难吃了:莲花白水煮原样,米饭也馊臭难咽。小英在家是大小姐,烂着脸去外面饭馆打回一份红烧血旺,一尝,哎呀——老得像木渣,咸苦哪!没人前来分享,小英是将就血旺里的葱黄叶下饭,悄悄找地方倒掉了那份“荤菜”。睡觉前有人问有没有热水洗脚?回答是:“洗什么脚?当年红军长征洗过脚吗?”
南津驿到县城这20多里路我们走了半天。县城里一派喧嚣,到处是人群,人群中总有垂头丧气的“当权派”在那儿挨斗。 他们胸前挂着黑牌,有的在辩解,有的在抹泪,有的在求饶。批斗者都是义愤填膺,指手画脚,口沫飞溅,有的还大打出手。当把“当权派”推下高凳时,人群乱成一锅粥……串联联络站是设在县粮食局。费用是县财政包干——后来才知道是建水电站的专款。后来财政局长吴卡为此受到批斗。他辩解说:“我想这个水电站想了快20年了。但你们要串联,不挪用修电站的钱我上哪去给你们张罗吃住——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名哪个担当得起?”
县联络站的大锅边挤了好几百人:来自全国各地,以高校生居多。大家不排队,不听炊事员招呼,只顾拥上前去抢饭勺,自己打饭。我们人小,根本挤不进去,眼睁睁看着大甑子里的米饭被风卷残云一扫而光。小伙伴们眼睛红了,但最终哭出来的是我——那是半夜时分,臭虫让两层架子床上的外来红卫兵们辗转反侧,但呼呼大睡的也不乏其人。我想脱鞋上床,可无论如何脱不下来:鞋帮粘在脚背上溃烂的冻疮上了。冻疮肿胀发烫,疼得要命。我忍不住大哭起来。伙伴们慌了,束手无策。一个挎着急救箱的红卫兵赶来,用蒸馏水沾湿痛处,帮我脱下布鞋,再敷上雷福尔纱布——好嘞,没事了——啊?你们要去北京?去吧,穿厚点,火车车厢棚顶上冷得要命……
不用商量,串联结束了。母亲微笑着接待了我们。她老问莲清为啥没来?我脸红筋涨,低着头回答:“她爸不准。”大家偷偷发笑,朝我做怪象。在食堂吃饭,石油器材库的人很诧异:罗芝兰哪来这么多小客人?为今天这顿饭,她少说也要五天不买菜票……母亲留下了我,让伙伴们先回家去。大家依依惜别,都说“战友,伍隍见。”小英、义华和小君要大一些,感谢罗嬢的话很得体。伙伴们和我拉手:“这辈子我们都是战友!”这令我非常感动。
当夜,华彬嬢嬢来了,她是华君叔叔的姐姐,在石油器材库当普工。这个白皮肤的混血美女是来相亲的:对象是胡朝青——我妈是牵线人。按理他们同病相怜,应该很谈得来。但剃头挑子一头热,华彬嬢嬢主动热情,胡叔叔却是不冷不热。我妈很着急,多次沉下脸说“兄弟,你让我难受了。”胡叔叔红着眼圈只是摇头,一个劲地抽烟。他试图和华彬嬢嬢接近,却始终敞不开心扉。半年后,“四奶奶”以担心将来的外孙还是“地主崽子”为由,终止了这门亲事。胡朝青不久离开了资阳,回乐至娶了个乡下女人。1970年春,我曾在资阳北门汽车站见到过这对夫妻。胡叔叔在车窗后微笑着向我招手,他让妻子扔过来两只大鸭梨。我记住了他的微笑,但却从此失去了这个最亲爱的人的音讯。华彬嬢嬢是嫁给了新疆克拉玛依的一个其貌不扬的石油工人。她50来岁就成了寡妇。两个儿子,一个进了银行工作,另一个则在企业打工。这两个表弟和我很生疏。
我知道妈是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放弃这段不可言说的感情的。胡叔叔太好了,他的求婚是真诚的。但妈很理性,她知道这小伙子在生活和感情上都是一个孤儿,很容易在人生重大问题上做出误判。他太年轻了,比自己小了整整七岁。自己有一个劳改犯前夫,还有三个孩子,这对小胡太不公平了。尽管他说他不怕别人怎么说,人生还是平常一点为好。她当媒人是真心的,有时让人觉得有点儿“皇帝不急太监急”的味道。
华彬嬢嬢相信姐姐,相信胡朝青对罗芝兰的感情,是幼稚的兄弟对姐姐的依恋,完全可以被真正的爱情所取代。她爱胡朝青,华君、华干、华奇三兄弟也很喜欢这个本分老实的乐至人。只是成分,成分高了啊……几十年过去了,我不时回味母亲这段情愫。无私、公平、责任、放下——这是爱的最高境界呀!妈妈,我为你自豪!
“男女关系”:这在当时是仅次于政治立场的问题。妈妈来自南充的同事李光菊夫妻关系不好,离婚不成,爱上了本单位的一个有妇之夫。她怀孕了,刚成立的“造反派”有了创造政治业绩的机会,把李光菊剪了头发,挂上“通奸犯”的黑牌,五花大绑,押上解放牌汽车货厢,游遍了资阳各个区场镇。我记得游行汽车来伍隍那天是逢场,人如潮涌,李嬢站在车厢里任人围观唾骂。她咬紧牙关,不发一言,残留的几咎头发披在脸上,眼里的蔑视近乎于蛮横,一副豁出去了的模样。我震撼了,从心里由衷地生出一种敬意:她没有屈服,她是在用殉教者的尊严捍卫自己的爱情!

酷 暑 甘 霖

我哥哥刘少林对我的成长产生过一些影响,他大我8岁,很早就辍学挣工分了。文化大革命中,为减轻我母亲的负担,他曾两次来伍隍接我去资中蔡家场乡下度假。我们是从麦子山方向走小路,经过郭家庙、孝义桥、祠堂坝、堪家坝、付家桥,然后过三江口,进入资中地界,走孟唐、真武庙,在昏蒙蒙的暮色中到的我哥哥家。在付家桥,远方堂兄刘少银(我叫他“二哥”)曾用粉条和烟熏小猪肉接待我们。那时候,他还是一个英俊小伙儿,正在和二嫂拌嘴。他穿一件蓝布中山服,扣子掉了两颗。里面穿的是红色高领毛线衣,一口牙齿被烟熏得黑里透黄。他脾气暴得很,骂老婆骂得很凶,但对我很和善。后来我们在孟唐重逢,我夸“二哥的瘟猪肉煮粉条真好吃”,让他很尴尬:用瘟猪肉待客,这令他十分愧疚。我已经和这位堂兄四十多年没见面了。听说他后来跟我哥哥少林学了几天漆匠,然后当上了包工头,两个儿子都在成都发财,日子过得很滋润。说实话,我很想念他。
从伍隍场到蔡家场哥哥家,少说也有60华里。一路上是哥哥的龙门阵让我忘记长途跋涉之苦。他先讲《施公案》,后讲《彭公案》。最精彩的是《五虎平南》。至今我都还记得狄龙狄虎兄弟,记得刘庆张忠焦廷贵这些传奇人物。印象最深刻的是殷红玉这个能呼风唤雨而又多情的女子。当时在我心中,哥哥真是太了不起了。但他淡淡地说:“只要认真读书,你就会有真本事。”他叹了一口气:“你能读书,多幸福呵……”我知道哥哥高小没毕业,姐姐是文盲——是父亲抛弃了他们。我隐约意识到是自己夺去了他们的部分父爱,最后的20里路是低着头走完的。
暮色中,哥哥的家是竹林里看不清的烟雾弥漫的房子,母猪在叫唤,有人在朦胧中呼唤鸡鸭进笼,空气中弥漫着茅草烟和红薯藤腐烂的气味。幺娘汪琴书丢下了手中砍猪草的大菜刀,站起来拨亮灯花,仔细打量我,唠叨着我走这么远的路肯定是累坏了。姐姐刘素琴忙着挽茅柴经佑灶膛为我烧洗脸水。没有脸盆,洗脸洗脚都是一只断了桶梁的旧得发黑的木桶。她一个劲夸我长高了。一些亲戚也摸黑走田坎过来看我,他们最关心我妈妈现在的情况。哥哥从红苕窖里拖出几根特地为我准备的甘蔗,用水洗了,砍成节——虽有霉酸味,却让我心里甜到如今。
当时,哥哥他们还是住着租来的茅屋,房东是一对母女,女儿16、7岁,母亲姓樊,40来岁,丈夫是在新疆克拉玛依油田工作。这家人既高傲又懒,用水全由我哥哥姐姐包干。因为家里那口石板镶成的大水缸是房东的——我哥哥姐姐家里实在太穷了。我印象最深的是修建天竺水库。场面不大却是红旗遍地人如蚁群,高音喇叭一直叫个不停。我哥哥一家三口都上阵。幺娘用锄头为箢篼上泥巴,哥哥姐姐挑着上坝,每天不到10点半就汗流浃背,饿得两腿发软。哥哥的朋友李代高也在工地上劳动。他在追求一个叫刘桂芝的姑娘——她也在工地上,是很多乡下小伙子梦中情人那种村姑美女:端庄、健壮、白皙、一副长辫子,刘海有点儿卷。每当看到心上人挽着裤腿挑着箢篼走过,李代高总是心簇摇荡:那腿肚子是那样白而壮实,完全适合在农业社挣高工分,更适合在竹林里的茅屋中当家理事生儿育女。刘桂芝对李小伙儿颇有好感,但最终是嫁作了他人妇。40多年后,我去资中天竺,李代高已是一个年近70的老头儿。他认得我,从麻将桌边站了起来,笑声还是那样爽朗。他不是一般的留守老人:他不用种地,每天在村上的茶馆里消磨时间,是惬意的日子。
李代高有个兄弟叫李代云,小伙子眉清目秀,是个高中生,一身书生气。农业社劳动歇干时,他总要掏出口琴吹上几曲。尽管只是单音,在寂静的田野上也是天籁之声。20年后我再去天竺,他已是大队农机站里一个憔悴的小老头儿。当时他不再吹口琴,只爱下象棋,是当地的名手。我和他下了一盘——他比我差一个马的实力。从他身上,可以看到穷乡僻壤对文化的制约。现在,李代云的女儿在县城工作,老两口儿守着幽静的田园,干些力所能及的事儿。他老婆罹患癌症,手术后医生说只能活几个月,结果活了10年还看不出病状。这两口儿是天天厮守在一起,坐在自家院子里,看冬水田里鸭子和鹭鸶游弋,他们手握在一起,很少说话。无言地甜蜜让时光不再流动。
70年代初,哥哥家里的日子是贫穷的。红苕汤牛皮菜是一家的主食,很少有大米,连玉米豌豆这样的杂粮也少见。瘟猪肉牙祭是难得的奢侈。夜晚是去生产队保管室搭铺守夜,为的是家里没有足够的床。一个叫刘娃儿的远房亲戚,每天晚上总要摆他和老婆的床第故事,这令已发育成熟的哥哥很恼火。我哥哥也是个过目不忘的角色。他读书不多,却能将《三侠五义》、《说唐》、《说岳传》之类的话本讲得滚瓜烂熟。他在生产队劳动是讲客家话,一个叫蔡启河的缺牙老头说话很逗。李德高爱学他:“夜合,夜合,吃点儿胸脯肉,吃点儿胸脯肉,喝点儿鸡肉汤,喝点儿鸡肉汤。”“夜合”是蔡家幺儿——一个胖胖的小伙子,长得像他老娘,很羞涩。人们都说溺爱使人长不大,水稻施肥过多就会“脓尖”。40多年后我在天竺见到了“夜合”:他已是当地小有名气作家,也是有着《法律服务执业证》的“土律师”。而他89岁的老汉,每天还在背着背篼割草,经佑他承包的鱼塘。
天竺公社地处穷乡僻壤,没有形成场镇。粮站、烟站和供销社都在14华里外的蔡家场。小学和中学在水库边上,有400多学生,师资不行,中学毕业的代课老师为数不少。我去的时候,公社正在排练文艺节目,是忆苦思甜的内容。女演员是个年轻教师,很漂亮,但她不会化妆,大红油彩抹在脸颊上就像两个“红太阳”,这把她变丑了。她穿着一身不知从哪儿找来的破烂衣服,拄着打狗棍,用跑调的“左喉咙”唱“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唱着唱着,眼圈就红了,到后来居然放声痛哭起来,惹得全场男女都哭成了泪人。
冬天,农业社的活儿是挑土边:把坡地下端的泥沙搬运到上端,以免水土流失,这是川中丘陵独有的冬季农活。幺娘和姐姐给箢箕上土,哥哥挑土。箢箕在胡豆行子里小心翼翼地前行。回来的时候空箢箕要高高提起,免得刮伤庄稼。我爱在荒坡土埂上捡“地贱皮” ——一种很像木耳的腐草汁凝结物,属于藓苔地衣一类,雨后特别多。这东西把泥沙淘洗干净后可以吃,加上白糖是凉性。旧时农民是将其晒干,撒进粥里以增加稠度。但这东西吃多了惹“嘈气”,让人成天清口水汪汪的,只想吃肥肉。
我哥哥崇拜过父亲。认为他是一个是受妒忌、被冤枉的特立独行的英雄。他从小为父亲所遗弃,却一点不恨他,还将他视为精神支柱。1971年父亲出狱后,他还追随过父亲好几年,心甘情愿地为父亲当苦力并谅解他、包容他,直到发现他是个禽兽不如的淫棍。哥哥有一女二子,凭漆匠手艺在乡下盖起了楼房,成了远近闻名的“有办法的人”。当地人对“劳改犯家属”多年的歧视和欺侮,似乎从未发生过。如今他是名副其实的“留守老人”,种着十来亩地,守着空空的楼房。嫂嫂和年过80而依然健旺的幺娘,则在长年成都帮打工的儿孙们照顾孙子和重孙子。两年前,她们回到了乡下,一家三口天天忙于种地和养猪——粮食吃不完,每年的上万斤玉米黄豆是喂进了猪肚皮,两万多斤红苕是打成了淀粉,粉渣喂猪,淀粉能卖两万元现钱。加上卖猪的3万元收入,日子还算过得。在我们看来,他们是太累了。但他们喜欢这种生活。过年儿孙们回来团聚,是他们最开心的日子。我忧虑这种幸福的可持续性:他们种的地有几亩是别人暂时撂下的;而他们也一天天老去。
回到伍隍,武斗已经结束半年,人们开始面对生存问题。供销社引入了草席项目,办起培训班,让场镇居民多个挣钱机会。于是街上兴起打草席的热潮,很多家庭都卖了草席机,麻线像一块门帘,两人坐在前面,一人用篾片喂送用水浸湿的灯草,一人扳扣。喂一根灯草砸一下扣,然后提起扣,扳向相反的方向,待灯草喂来又往下砸。窄席子或长灯草打“通草”,宽席子短灯草打“逗草”。“逗草”打好后要用刀片修整。手脚麻利的每天能打两张,挣两块多钱的加工费——一人一块多钱,这实际上是一个企业工人的月薪。
我很想打草席,但妈妈不同意:她怕我耽误学习,而且我们买不起草席机。挣不了这个钱,我就去街对面吴崇正家,他是小我两岁的“小二哥”朋友,喜欢听我摆“龙门阵”。但现在听众是他妈——陈春玉:她是我未来岳父的三嫂,30多岁,粗通文墨,是粮站职工家属,子女多,打草席成了挣钱补贴家用的重要工作。但这活儿是成天坐着,且单调无聊。她和我作了个交易:我“摆龙门阵”给她听;她借书给我读。每天讲两回从哥哥那儿听来的《五虎平南》和《施公案》,是我的假期工作,而大学文史教材是我的读物。这是陈春玉保管的五弟的全部藏书。我忘了自己只是个小学生,欣喜地忘情于知识海洋。我如饥似渴,贪婪地神游在域外世界,几天读一本,读了又去借,半年读完了那个已故川大中文系高材生的全部遗产,这对我后来阅读西洋文学著作至关重要。
同学杨蒙的父亲民国时当过开封市的法官,知识非常渊博,是伍隍中学的历史教师。文革开始后他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发配去校办的窑厂做砖烧瓦。工资扣了,家里没钱买米了。杨蒙把老汉的藏书搬出来卖废纸。我用卖破烂的钱,买下了不少历史专著。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惜底地斯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尼赫鲁的《发现印度》和佚名的《古代的东方》等,使我知道了古埃及、希腊、罗马、印度、基辅罗斯和日本。彼时宗教戴着“精神鸦片”的高帽被禁,但基督、先知和佛陀仍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古代东、西方的历史文化似懂非懂,圣贤们的献身精神却影响了我的一身。很可惜这些书后来又被我兄弟卖了废纸,25年后当我从北京图书馆再次发现这些宝贝时,价格已涨了十多倍。我是幸运的,杨蒙也是幸运的:1977年高考改变了他的命运,使他苦尽甘来。
武斗开始了,无人看管的伍隍中学图书馆遭了殃:一个学生开来手扶式拖拉机,用两天时间,把馆藏图书洗劫了一半。我从这些失落民间的宝藏中,读到了大量被封禁的“封资修”货色。契诃夫、高尔基、果戈理、法捷耶夫、富尔曼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是我的最爱。我不仅爱上了“冬妮娅”,还迷上了“卡佳”和“刘勃卡•谢夫卓娃”。郭沫若译的《浮士德》和刘复译的歌剧《茶花女》、法斯特的《斯巴达克思》、安徒生童话、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以及刘易斯的《王孙梦》,也滋养了我少年人的心。当然,还有《三国》、《水浒》、《剑仙侠客》、《峨眉剑侠》之类,总之是“饥不择食”,找到什么就读什么。
我爱书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社会边缘化的结果。郁闷中的好奇是读书的动因。而文史知识太美妙了,一旦钻进去,很容易沉迷。我不知不觉成了书虫:吃饭看、走路看、睡觉看,奶奶火了,骂我“假斯文”。1969年的三九天,严寒使我患上了重感冒。借来的竖排本苏联小说《海鸥》令我废寝忘食。同学催得紧,要我尽快还书。我头疼欲裂,坐在煤油灯前读书,浑身止不住抖颤,腿都冻僵了。两个昼夜紧张阅读的结果是大病一场,高烧昏迷。我记得是邵同学背着我去的医院。还是刘克成:那个治过我妈的“挂靠”医生,用青霉素救了我的命。几天后,我像一个农民老汉一样,包着奶奶的青布头帕,搭一辆货车进城,冒着细雨,昏昏沉沉地走到石油器材库,还没爬完片石楼房的楼梯,就瘫了下去。妈吓坏了,请来薛妈,喂了我大碗炖猪蹄——从中医角度,对于一个重感冒患者来说,这是犯忌的。但我没有不良反应,只是一个劲要书看。妈不答应,薛妈却迁就我,给我找来本竖排的《把一切献给党》。当天夜里,我就着昏黄的电灯,在被窝里读完了吴运铎的自传,并成了这位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终身的“粉丝”。当时,我没有过多在意作者的信仰,我敬佩的是他主宰自己命运的英雄主义精神。
一天,“三瞎子”刘常德把我叫到一边,左顾右盼后,神秘兮兮地塞给我一本书,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没有封面,繁体字,竖排本,水粉画的插图非常精美。他说是他哥哥借来的。他给我两天时间,还要求绝对不能“敞阳”。我知道这是禁书。不仅因为它是“苏修”的作品,还因为书中有爱情描写。生活太枯燥了,过分的禁锢造成了叛逆,越是“禁书”越受年轻人关注。我在遗憾保尔没和冬妮娅走到一起的同时,开始寻觅自己的“冬妮娅”:多情的娅琳成了我的意中人。但很快我就发现不止我一个人读过这本书:在我们班上,保尔的模仿者不少。其中“三瞎子”是最投入的一个。他不仅在作文里模仿小说语言,说话处事也颇有保尔的风度。但娅琳这个大家心目中的“冬妮娅”心比天高:她声称眼下没人能入她的法眼,因为她未来的生活天地是在新疆内蒙古——那边的地更广天更蓝。
如果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禁书”,那么《牛虻》更是“禁书中的禁书”。按老师的说法,这本伏契尼的成名作是“太黄了”。但既然保尔推崇它,我就一定要读到它。可惜,这本书实在太难找,我是先读了连环画,后来才从一个成年朋友那里借到了它。读后颇觉失望:太沉闷了,根本没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样优美。我对19世纪意大利烧炭党知之甚少,更无法接受亚瑟的爱情观。但蒙泰尼里的悲剧让我看清了宗教的虚妄。20年后,重读这本书,竟然发现满纸是烟霞满篇是真理。
我确实爱书,它使我在与另一个世界对话的同时,战胜了现实的痛苦,升华了自己的灵魂。我浏览异域风情,拥抱真理的太阳,沐浴天庭的光辉,倾听天籁之声。从书中我感受到了人间正气。尤其是那些英雄主义之歌,更令我热血沸腾。星期六下午放学后,该大扫除了。值日的同学要我帮他扫操坝。见我迟疑,便拿出一本旧书一晃——《夏伯阳》!过去我只看过连环画:太精彩了!我欣然拿起扫帚,学起了雷锋。但扫完操坝后,同学背起书包扬长而去,根本不提借书的事。我追了上去,厚起脸皮要借书。“不行,我今天必须还给人家。”同学一脸歉然又止不住讪笑。我跟着他走了10多里山路,最终两手空空悻悻而归。15年后,我在重庆杨家坪书店里发现了这本书——它现在的名字是《恰巴耶夫》,作者富尔曼诺夫。我如获至宝,赶紧买下,就在书店读了起来,丢下急着要去公园看熊猫的妻儿好不耐烦。
小学毕业了,仇恨街上人的驻校贫下中农代表,把全部“吃国家粮”的学生赶到了离场镇两公里的“安人坑农村中学”。这是一座竹林里的四合院,原是郭家祠堂。两间正堂屋是我们的教室。农村中学两个班,学生来自三个年级。而教师是民办教师和升级的小学教师担任。四合院太小了,根本无法开展体育活动。一个篮球,在几十个男女学生的争抢中,打在木板墙壁上砰砰作响。房子的主人先是抗议后是威胁,打架用的扁担镰刀搬了出来。于是体育课转移到了田野上,除了摔跤,还有追逐打闹。后果是农业社的庄稼地里踏满了脚印。贫下中农们火了:首先组织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然后挥舞政治大棒,声讨“吃国家粮”的人破坏“学大寨”破坏生产的罪行。同学们不服,吵成一团……一年后,伍隍中心校有了“小学附设初中班”,老师和同学们搬了回来。
在“安人坑农村中学”,我的表现堪称顽劣。数学老师张昭明,是个民办教师。当时40多岁,头发卷曲,个子矮壮,宽脸盘,小胡子,很像一个和蔼可亲的乌兹别克斯坦老头儿。他家在农村,离学校不远,家里再穷,每餐也要喝上两口烧酒。我知道他这个嗜好,便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他的侧面像,说明文字是:“喝二两”。学校炸锅了,但老头儿却迅速平息了风暴。放学后,他把我留了下来,不多说话,只为我补数学课。每天一小时,坚持到学校搬回中心校为止。后来与之共事的刘琼芳老师告诉我,张昭明老师的数学造诣很深,但对我很失望,因为我的数学一直不及格。见我羞愧无语,刘老师安慰我说:“张老师认定你终将不是凡品,他是用行动让你知道有人爱你,他真的对你是满怀期待”——文革结束前,“小学附设初中班”的民办教师面临饭碗危机,张老师随女儿远嫁,举家迁往湖北黄陂,不久因贫病交加死在了那儿。
我有个浮躁的德性:读了书后爱做“转手买卖”,吹给同学们听,这是增强记忆的好办法,同时也给自己招来了“刘壳子”的外号,更惹来了严重的麻烦。
我的中学语文老师姓周,当时50来岁,教龄很长,脾气也很大。他家庭出身不好,为了表示革命,便起劲在学生中找“阶级敌人。”很不幸:我们班上没有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只有我的父亲是个“劳改犯”,属于“关、管、杀”之类。尽管法院判决他和我母亲解除了婚姻关系,我和他有血缘纽带相连,这雷都打不掉。于是我被从“另册”中揪出来,作阶级斗争的靶子。上课时敲打,开会时点名,除了警告便是羞辱。我忍无可忍,便在他讲他不擅长的史地课时,揪住谬误,大放厥词,极尽尖酸刻薄恶毒嘲讽之能事。他暴怒了,承担不起“误人子弟”的评价,更容忍不了师道尊严受到挑衅。于是浑身发抖,口沫飞溅,拍案发飙。而“爱出风头、不服管教”成了我新的罪名。他怀疑我在阅读某些禁书。为了找到“证据”,便趁我不在家,爬上楼梯,搜查我的阁楼。所幸只找到一本《水浒》。一天,他在班上开起了“斗争会”。他说我读“诲淫诲盗”的书,“中封、资、修的毒太深”,生成了“反骨”。 而发言的同学大多是担心,我同刘鉴鑫这个“反革命劳改犯”划清不了界限。总之,我的“狂妄、反动”,都是来自血缘传承和阅读“坏书”。几十年后同学们聚会,回顾一生,居然只有刘仲一人“成名成家”:这对那些12岁就向报刊投稿的高材生来说,真是情何以堪。有人总结:刘仲无非就是过去多读了几本禁书嘛——谢谢,太正确了。


邻    居

一天我放学回家,一个女人迎了上来。我习惯性地脱口而出:“奶奶” ——可这不是奶奶,是妈妈!妈妈哭了,她抱着我:“可怜的儿啊,你真像没妈的孩子啊……”妈忙于工作,很少回来。每次回来,她都要为我们所遭受的饥饿同奶奶争执。声音很低,但饱含气愤。奶奶百般辩解,甚至诅咒发誓,说从未照顾过刘海湾两弟兄。还说妈每月寄回的20元,最多只能养活3个人,而家里是四个人……妈再也抑制不住,哭了出来:“娘啊,我每月25元工资,自己只花5元,还要给娃娃们置衣服交学费。我吃饭从不敢买菜票。为省下粮票卖钱,只好捡别人不吃的红薯粉馒头。你知道的,旧社会我都不吃那东西……”
我们在伍隍正街上的房子是市管会魏芝兰给安排的。当时想要的人很多,但没有人敢和强势泼辣的“魏干部”争,更何况她还有一个威风八面的检察官老公。街面自是舒适方便,还能摆摊做小生意或出租。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有了三个好邻居。
我家左边是魏婆婆,她原来是大财主魏联合的小妾,一双小脚,一张苹果脸,大眼睛,小鼻子,年轻时颇有姿色。魏联合死在1948年,她幸运地漏网没当上地主。这些年来是靠吃老本过日子,房租是她的主要收入。由于见多识广,爱周济人,说话干脆,“魏大娘”在这条街的老嬢子中颇有威信。养子在青海西宁教大学,每月来一封信,结婚前曾带着爱人回来看妈。文革中继母病危,他来电说把房子卖了治病,然后再没下文。后来魏婆婆果然卖了房子。要价不多,是个新认下的远房亲戚:他们说为她养老送终。不久她就去世了——养子没回来,是这家新认的亲戚和街坊帮着料理的后事。
魏贵堂魏道士是魏婆婆的老房客。他身材高大,有些佝偻,是伍隍场唯一的职业宗教人士。他道行不深,只能干点给逝者“开路”、做道场、“封包”这类的活儿。爷爷看不起他的浅薄,经常指责他念错《道德经》写坏毛笔字,说他“糟蹋圣贤”。而他对罗幺爷是毕恭毕敬,表示虚心受教。爷爷的丧事是他主持的——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履行职业。“四清”工作组来了,他的饭碗也就打破了。作为“火工道士”,他曾娶妻生子。儿子一家都是乡下人,很少来看他。他失业了,也老了,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他患上了脱肛虚症。人们时常看到他满脸鼻涕眼屎,夹着烘笼,颤颤巍巍地去到镇外坟坝,摘下蓖麻叶来把自己的肛肠推送回去。他死在床上,是街坊去赶的信。在魏婆婆的责骂声中,他儿子低头红脸敛尸不敢答话——很快他就子承父业,但只能干“地下工作”。改革开放后他把衣钵传给了儿子。而他儿子道行虽不及先辈,名气和生意却远胜于乃父乃祖。
陈婆婆是个神秘人物。她住在我家后堂的吊脚楼上,“三寸金莲”比我奶奶的还要小巧,走路颤巍巍的,驼着背。用彩线编织“鸡肠带”是她的职业。远在丹山乡下的上了年纪的儿子很少来看她。她收入不多,但伙食不差。她牙齿不好,爱用小鲫鱼和瘦肉加冬尖剁成泥做丸子。一碗菜要吃三天。她时常让我奶奶分享她的厨艺。我尝过一回,味道非常鲜美。听说她的父亲是清朝的一个道台——她身上穿着的獭皮长衫就是他留下的官袍。那袍子薄薄的,极是暖和。她说他是个清官,是在宴席上吃红烧芋仔烫死的——真是不幸:那芋仔你凉一会儿吃不行?可惜你的顶子,更可惜你的生命。
陈婆婆从不提及她的丈夫,深居简出俨然是个隐士。她平时话不多,但谈起《三国演义》《红楼梦》如数家珍。她要我记着爷爷教的学问,说有这么一个有本事的夫子给我发蒙是我的幸运。文革武斗中,她病重了,捎信让儿子来接她——是坐滑竿去的丹山乡下。一年后,他儿子来搬家,说母亲去世了。人们怀疑陈婆婆早就死了。他儿子现在才来销户口,是多买了大半年的国家牌价供应粮。陈婆婆的遗物很杂乱,堆在黑色的尘垢中。很多东西都朽坏长虫了。其中有许多不少古字画。他儿子要送两卷给我,我没有要——我既不知这些东西的价值,又不敢要别人的东西。
我的右邻是钟婆婆,她要年轻得多,当时约50来岁,但一直咳嗽不断——后来诊断是肺癌:是疏花工的职业病。她年轻守寡,以在棉尘飞扬的车间里的卖命劳动,支撑家庭,养大三个女儿。这老太婆脾气很大,骂人很刮毒,但人很善良,对几个外孙特别溺爱。她亲生女儿是我同学,后来读中专、到大学进修,当了医生。两个养女都文化不高。大女儿是糖果厂的工人,嫁给了后来当上了煤炭部的总工程师的表弟。二女儿是旅馆服务员,嫁给了心仪她多年的电子工程师。这是个为报知遇之恩而累死的科学家。他是《在河之洲》里的“牟曦”最接近真实的原型。
街对面住着我未来的岳父——《在河之洲》第七卷已为这个榨油匠世家画了像。他隔壁是街道上的积极分子陈碧蓉。这是个最能代表她那个时代的女人。她是“陈挑水”的独生女,粗通文墨,出天花时,“豆麻娘娘”在脸上留下了痕迹。由于自惭形秽,她曾去尼姑庵吃过长素。共产党来后她选择了还俗。1962年,萧区长当介绍人,让刘大汉做了她家的上门女婿。一年后,两口子开始打架——伍隍场的人都说极少看到这样的怒汉和泼妇。刘大汉除了揍老婆,还要一件一件地往门外摔家什。他说他不是嫌她的麻脸,而是恨她欺压人的“假积极”。开初刘大汉的姐姐还来劝架,可越劝闹得越凶,于是就不再掺和,由他们闹去。后来大家司空见惯,不再围观,两口子居然也就不再闹了。文革中,伍隍的男孩子们玩起了一种打烟盒的游戏。刘大汉红着脸要求参加一个:他过去是宜宾建筑公司的职工,因赌博丢了饭碗——他从小就好赌,为戒赌他曾剁掉自己的左食指。他见不得“小二哥”输赢烟盒的样子,手痒了,到处收集烟盒,参加进来过干瘾。他后来的故事还很多,两个儿子是他活着的理由。
我们家后面是吊脚楼,陈婆婆是住楼上,楼下是“何挑水”何坤义一家。何坤义身躯干瘦,背脊很驼,留一部山羊胡,人称“何大爷”。“何大爷”比“何大娘”大十岁,老两口经常吵架,闹得一条街都不清净。后来,我才懂得这是他们增强爱情的一种手段。每次吵后,老两口都要恩爱倍增。每当何大爷输理,便要拿出“绝招”。这“绝招”就是撒娇。何大爷撒娇的方式是拉直喉咙大叫:“杨桂芳,婆——娘——”然后是捶胸顿足作痛苦状,再然后就是何大娘和女儿水清慌了,忙着帮老爷子舒胸捶背,温柔有加。40年后,当老人离去,我们也受到暮年的恫吓,水清提起这事就幸福而羞涩。她长我两岁,高我一级,端庄清丽,善解人意。她夫婿张良德,后来做了县级干部,是难得一见的好丈夫。
何大爷两口婚后多年未育,便抱养一个儿子来“压长”。这儿子小名“何青”,大名何俊庭,满脸麻子,很小就被抓了壮丁,在国军里当炊哥,成了那些饱受性饥渴折磨的兵大爷的泄欲对象,染上了同性恋恶习。1949年,他成了“解放”战士,转业后进伍隍运输社当搬运工,娶妻生子,对养父也还算孝顺。由于没有文化,头脑简单,说话不着调,人称“何二懵”。他儿子“夜娃子”是我低一级的同学和童时玩伴,现在石岭乡下,日子非常艰难。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一天,运输社开大会,散会后何俊庭突然被押出来游行示众。他没戴黑牌,是两手举着一张写有“坏分子”字样的白纸。当时他呼吸急促,脸色像猪肝,眼里一片死样的恐怖。回家后,没听清何大爷骂了他些什么,他跌跌撞撞爬上石梯,跌倒在地,躺在我家隔壁巷道里用头猛撞墙基石头。我跑去问他:“何叔叔你怎么了?”他吼道:“你不管!我是国民党!”事后多年我才得知他是被人举报有“流氓行为”。而他自己也在“群众专政小组”高压下,交代自己同本单位几乎所有男人有过“男男关系”。
陈婆婆搬走后,一户李姓人家搬进了吊脚楼。户主李子青,历史复杂,生活也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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