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刘仲回忆录:我的世界我的诗(少年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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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回忆录:我的世界我的诗(少年部分)

少年•另一种幸福时光

关于刘鉴鑫最后一次出事的说法,有各种版本。其中最可信的是罗林中的讲述。他是转业军官,在运输社当领导。母亲要我叫他“大叔”。他的二弟罗建中是我父亲的徒弟,也是同案犯,获刑五年。他说一天他在区里开会,主题是查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散会后大家都很为难:这伍隍场大家都是熟人熟识,哪家有几颗米谁不清楚?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谁够得上啊?萧德华区长说上级下了硬指标,非按人口比例找出那么多个不可!这时刘鉴鑫找上门来——他是来区上开外出务工介绍信的。他向各位领导打过招呼,向每人递上一支烟——是带过滤嘴的大前门。他走后,萧区长拿着烟问:“这是谁?这么阔气?他能抽大前门?他算老几?我参加革命几十年,我都抽不起——你们税务所市管会马上立案,组织人员外调,他走到哪你们跟到哪,尽快形成综合材料……”工作组最终是在洪雅瓦屋山下柳江边的一所学校将刘鉴鑫抓获,他的工资收入全被算作投机倒把的不法所得。1982年我们为他提起申诉,主审法官王先正揉着眼睛:“干漆匠是投机倒把?工资是不法所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在新时代的阳光下,平反是容易的。但冤案带给我们的伤害却难以平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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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代,劳改犯父亲为我带来“原罪”,我自己也因调皮而恶名在外。空气中弥漫着专制的歇斯底里,大地上布满政治陷阱。我浑然不知,只把自己看作常人。但歧视太明显了,另类的感觉成了心灵上的大山。除了父亲的冤案,我本人也遭遇了冤案。
我六岁那年,十几个“小二哥”在川主坝戏台下玩跷跷板。每边十来人,两边的重量大致相等。大家来了疯劲儿,升起落下的节奏越来越快,而两端翘得越来越高。尖叫声此起彼伏,趴在中间的姚世文突然手一滑,大拇指被压破了。鲜血和哭叫引来了大人。玩伴们一哄而散,只有我呆呆地留在那儿,充当“凶手”,被受害者的父母拖着去见官。因为是“劳改犯的儿子”,事情性质就尤其严重。区干部的训斥和外祖母的暴打自是免不了,姚世文的记忆中我也肯定是罪人:他右大拇指甲床受损,愈合后指甲成了畸形。直到现在,他都认为那是拜我所赐。而且,很可能他还要把这个“罪魁祸首”告诉他子孙后代——一想到这事我就郁闷。
当年还有一件事是我心里抹不去的痛:也是那伙淘气包——这回不是玩跷跷板,而是站在川主坝外的路上向废弃的打石场扔石头,看谁扔得远。一阵惊呐火亢的哭声从打石场下面传来:调皮鬼朱志元头上起了一个青包。真正的凶手跑了,只剩下我在那儿顶缸,因为我没有扔石头,所以没有跑。但人们不听我辩解:“劳改犯的儿子”——除了他,谁更适合做“凶手”呢?这回区公所接案子的是副区长朱某,他一张马脸,略带嘶哑的声音异常洪亮。伍隍文工团的女演员们是他最为关心的对。他亲自在她们中选出“十枝花”,并同其中某几位关系暧昧,这让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吃尽了苦头。后来他是在县交通局副局长的位置上退休。退休后,他自以为自己是大厨子的料,曾于1988年给开馆子的我提建议,要我研究客家菜的“九大碗”。他说伍隍场的消费者大多是来自农村,餐饮消费还是以实惠为主……彼时他认定是劳改犯的儿子仇恨无产阶级,故意犯法伤人。我奶奶不替我作任何申辩,只说她对我这个不听话的孙儿是“教了的。”“教?你花椒胡椒!”朱区长给我外祖母狠狠上了一堂政治课。他是用粗暴的语言警告小脚老太婆,外祖母却是用木棒朝我脑袋上发泄愤怒。我头上的青包数量和个头都超过了朱志元,而“劳改犯的儿子”的名头,更成了青春的负累。伍隍人将为把我打入另册而羞愧。
父亲入狱后,世界变了。除了刘鉴鑫的债主登门,老师们也开始疏远我。课堂上讲阶级斗争的时候,同学们都把仇恨的目光投向我。在上学或回家路上,总有人在背后喊我:“劳改队长”。一些大一些的同学还常用指关节敲我的脑袋。边敲边问:“弄了你劳改犯的儿子你又咋个?”我记着母亲的叮嘱,低头走路,忍气吞声,决不惹事。但这些人从欺侮人中寻得了快乐,他们不再掩饰自己要惩罚劳改犯儿子的意图,公然打赌看谁敢过去打我的耳光。我发狂了,拾起石块砸了过去……通常,故事的结局是我被人摁在地上狠揍,然后被学校领导在大会上点名批判。有时候是与人对打,一般是别人揪我的耳朵,我抓别人的头发,周围是看热闹的同学。他们起着哄,总想找机会帮对方踢我一腿。好几次我的耳朵差点儿被扯掉。有一次是只剩下两公分的皮肉吊着,后来发炎化脓,是奶奶用天竺葵加红糖捣绒敷好的。现在居然没有留下疤痕真是奇迹。
我姨夫张顺常是重庆九龙坡装卸工,我叫他“张爸爸”。他身材高大,脸上有几颗浅浅的麻子,头上长过几团癞痢,成年戴着帽子。和我姨嬢结婚前,他曾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是他表舅介绍的,是个铜梁乡下新寡的漂亮女人,有两个月的身孕,落落大方,大热天也穿长袖衫,还领扣紧扣。婆家人要我姨夫出钱为死人做道场,才肯将她“出姓”。我姨夫用自己在九龙坡码头上挣来的血汗钱,将她娶了回来。婚床上新娘不肯脱衣裳,新郎用强,脱下女人衣服,顿时天晕地转,恶心欲吐——她的皮肤溃疡已到了晚期。女人抱着张顺常的大腿哭泣,但我姨父一跺脚冲了出去。他找到表舅舅,骂一声:“你作的好事!”丢下20块大洋,要他把那女人治好,治不好就用这钱安埋她。那女人拖了半年多,生下一个女儿就死了。
姨父的第二任妻子是个健壮的乡下女人。为了替娘家挣钱,跟着丈夫去码头上当搬运工,抬烧碱上船时,风浪使跳板晃动,她掉进了长江。张顺常万念俱灰,迷上了赌博,输成了真正的光棍。这时候,罗秀华进入并主宰了他的生活。她冲进赌场,掀翻了赌桌,把参赌的工友们大骂一顿,抹掉了丈夫的赌债,并在铜梁乡下表舅舅家,领回了那个因全身溃疡而死的女人留下的女儿。当时她已满6岁,饱受虐待。姨嬢为她取名张德蓉,送她进铁路子弟校读书。
我永远记得德蓉姐姐那秀丽端庄的脸庞和她爽朗的笑声。她叫我“弟娃儿”。一次暑假,我跟着姨嬢去九龙坡,她刚一回家就高声笑着扑向了我。她抱起我,疯狂地转呀,转呀……那天的天空是多么的蓝,云是多么的白呀……
姨嬢的家坐落在九龙坡黄角坪的一个山坡上。房子是由楠竹搭建而成,屋顶搭着牛毛毡,墙壁上糊了白灰。两间屋,外面是厨房和吃饭的地方,里面是寝室,两张床,屋角是厕所,用帘子隔开,一个大陶罐是盛粪便的容器。重庆人管这叫“罐儿”。一般情况下,粪便是由附近菜农来收集。他们挑着粪桶,口里叫着:“倒罐儿啊!”站在院子中间,等各家各户提着罐儿出来。粪便是免费的肥料,潲水却要花钱买。你在那些密密麻麻的吊脚楼间,经常能听到乡下人的吆喝:“潲水卖钱呢!”文革武斗期间,乡下人不敢进城,山城的居民只好每天早上拎着潲水桶和“罐儿”去老远的公共厕所。姨嬢的家位于搬运西村,本地人叫“搬专儿”,搬运工人聚居区。坎下是搬运公司所在地,有职工食堂和澡堂。食堂的馒头又白又大,远比我们伍隍社商饭馆的好吃。澡堂是半天开放,每到下午是人声鼎沸水声哗哗,冬天,水汽蒸腾的隔壁是换衣间,一个火焰熊熊的炭炉驱赶着寒气。工友们放肆地开着玩笑。但张顺常很少搭白:他是那种木讷得无趣的老实人。
罗秀华之所以在“搬专儿”令人敬畏,除了她的暴脾气,还有她的能干。“搬专儿”的人们都不富裕,搬运工的家属大多没有固定职业。家用燃料是铁路或建筑工地上的草绳、煤渣、木块,甚至住房上的白灰、水泥、小片牛毛毡也是捡的。长江边上的沙石归口管理后,捡破烂就成了很多人谋生的手段。姨嬢家里像座破烂仓库,她捡破烂,还廉价收购人家的破烂。什么玻璃渣、螺丝钉、破布头、废塑料,桌子下、床下,废品几乎塞满了所有的空间。每到礼拜一,废品公司的来收货,姨嬢门外总要挤满人。大家眼睛发亮:“啧啧,罗秀华,罗嬢,你又要卖多少钱哪!”当然,这样的业绩不是她一个人创造的:我德蓉姐姐的贡献一点不逊于母亲。她读书成绩不怎么好,但挣钱却是一把好手。每天下两次放学,她都是背着背篼满载而归。她们家的节约和富足都很有名,但潲水卖不了钱,因为里面没有米汤——即便馊了,放点纯碱也要喝下去。家里的碗是景德镇的,但都是次品,不怎么圆。
姨父为我领了一件劳动布的劳保服。背上印着“工作服”三个大字。和我干叔同岁的兰某,每次见我穿这件衣服都要大声喊:“劳改服”!我气得浑身发颤,但不敢和这个大个子打架。她母亲是开私人面馆的“兰大孃,”削瘦的脸庞,牙齿有点龅,嘴巴厉害得很,脾气又横,一条街的人都怕她。她守寡多年,和挑水匠曾二叔关系很好。曾二叔是老单身汉,靠挑水卖养活自己和读不进书的侄儿。很不幸,兰大孃这个受苦人也是个喜欢“墙倒乱人推,鼓破乱认捶”的街坊。一天,我从她店子外面经过,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一瓢滚烫的煮面水突然泼在了我身上。我刚要开口,她瞪大着眼睛破口大骂:“看啥子看?泼了你小劳改犯又咋个?你老汉不是会发家致富嘛,叫他来给你撑腰噻!他造业,你娃子长不大……”母亲回来,我向她哭诉。母亲流着泪,抚摸这我的头说:“其实你老汉并不是什么阶级敌人,他只是作风不好……吹牛皮……没想到伍隍人这么恨他……”
这时候,发君叔叔的兄弟叶发干(我叫他“干叔”)成了我的保护人。发君叔叔参加工作走后,他成了伍隍街上的娃娃头。他没有罗幺爷宠儿的身份,胆子要小得多。但当他出面时,“战斗”就只能结束:敢惹大个子叶发干的人毕竟不多。我挨打的时候少了。可“十处打架九处在”的恶名传扬开来——我成了伍隍中心校的“名人”了。好几次,学生打群架引起轰动。区上和学校领导不容分说在大小会上把我的名点了,训斥警告一番再说。事后查清我没有参与,是冤案。但领导们不可能向我道歉。他们说:“谁教你是挂了号的!”
受了误伤后,我的处境更坏。因为“劳改犯的儿子”不在处分名单之内,不符合领导们的期待。我知道,他们在等我犯大错误。如果我真的受处分,那一定是最大的。我一直提心吊胆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然而,最令人气愤的是大人们居然对我搞“引蛇出洞”。他们经常诱导我,要我说出我妈藏下了多少刘鉴鑫留下的金银财宝。市管会的李某、社会商业合作社的入党积极分子石某、父亲在伍隍的同行对手、木器社的老木匠陈某,都找我作过这方面的谈话。老木匠还带着市管会的人来我家翻查,说是寻找我父亲隐瞒下来的“东西。”母亲回家时我问她:“爸爸留下的钱到哪儿去了”?她悲愤莫名,连连摇头:“天哪!他们还不放过我们!”
即便这样,我还是伍隍最负盛名的调皮鬼之一。因为赌脾气,我和喻林成、占全忠、李昌林、“三瞎子”刘常德几个好汉,曾在三九天跳下伍隍中学下面的庙湾大堰塘洗冷水澡。那水啊,虽然未结冰但却冷得刺骨。大家一边剧烈地咳嗽,一边打水战。我们赌谁在水里呆得久,先上岸的是孬种,后上岸的是英雄。结果是我和喻林成由感冒转为终生不愈的支气管炎;占全忠大病一场后成了骨瘦如柴老长不高的“小老头”。
我们经常坐在轮式拖拉机货箱底下的横轴上,搭车下铜钟河去玩儿。驾驶员不知道车厢下面有人,而我们也真是命大,没有被路上的石块或作物稿杆袢下去。到铜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冲去那沱江边,一个个三下两下剐下衣服,赤条条地跳进江水中。一次,铜钟的“小二哥”发现伍隍的娃儿侵扰他们的地盘,跑来河边寻衅滋事:他们赤条条地也跳下来,和我们打水仗。在水里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我们是在堰塘死水里学会的 “狗爬式” 游泳,他们却是在江边长大的“浪里白条”,让我们灌饱了河水。回到岸上,我们仗着人数多,打架经验丰富,发起了复仇行动。一场群架下来,铜钟娃儿四散溃逃。但我们没得意多久,他们又出现了。这一回他们是躲在远处“打游击战”:
朝我们扔石头。我们大骂“铜钟娃儿胆小鬼”。这激怒了一个姓林的“打架骡子”。他比我大两岁,突然冲到我背后将我擒住。——刘鉴鑫在铜钟木器社劣迹和积怨都很多,他认识我这个“劳改犯的儿子”。我手被扭在背后,痛得大叫。但这恶人任由伍隍人怎样打他就是不松手。程度义这个伍隍老大用细铁链在他背上抽起了道道血痕,他仍是骂声不绝,扭着我不放。这时他父亲赶来,他才丢下我逃之夭夭。我手臂关节被扭得青肿,但心里温暖:这回伍隍人是将我当作兄弟来救助的。自此伍隍铜钟两地的娃儿结下了梁子,铜钟娃儿送牛到伍隍来要挨打;伍隍娃儿也不敢再去铜钟河洗澡。
一个叫岳新的小伙子来伍隍国药店当学工,自称有武功,“打平伍隍无对手。”张老五张老六两弟兄不服,下战书约他晚上在长山岭下的水池盖上“切磋武艺”。他把张家两弟兄上下打量一番,撅了撅嘴,打两个“啧啧”,说:“算了,你两个不是对手。”我自告奋勇,上前拍了拍胸脯:“还有我一个!”他看了我一眼:“你是谁?不就是那个让铜钟河的娃儿揍得哭鼻子的豪杰嘛!”我咬牙切齿:“今晚见!”“好!你们三个一起来。”
他欺我们人小,如约而至。这时战场便已围上了好几十人。岳新仗着懂点武术皮毛,在两盏亮壶子和几把电筒的照耀下,请大家见证今天是公平比武,宣称要教训伍隍的“弹绷子”,为铜钟河的娃儿找回脸面。然后他拉起架子,招呼:“来吧。”话音刚落,张老五张就冲了上去,但岳新身子一侧,一拳击中了他的额头。张老六见哥哥倒下,便扑上去拼命。岳新飞来一腿将他踢倒在地。趁他腿未收回,我上前抱住他的腿死命一抬——他“嘭”地一声仰面倒下。张家两弟兄翻身爬起,骑在他身上一阵狠命乱揍,围观者们赶紧过来拉开,岳新已是鼻青脸肿。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母亲患鼻癌去世后来顶班的苦孩子。干叔说伍隍的娃儿以多打少,胜之不武。为此后,我后悔了好一阵子。
经常打我的同学中,乡下的占多。他们是把对刘鉴鑫这个“新资产阶级”暴发户的仇恨,转移到他的儿子身上。家住伍隍街上的同学则不同。他们主要是由嫉妒转为欺侮弱小——只要这欺侮是“免费”的,就没有不实施的理由。
邵同学高我一个级,大我两岁。他母亲认山东来的萧德华区长为弟弟,当上了街道委员,是最有势力的积极分子。这个小巧玲珑的女人姿色、精力和野心同样可怕。她在街道和社商合作社里是无处不在,影响和地位与日俱增。狐假虎威当然是原因,手段和努力也非同寻常。因而她“萧公道”“萧委员”的儿子不怎么害怕地主子女叶发干的拳头,经常找机会打我。而我也是忍耐到了头,不再夹起尾巴做人,开始表现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挨打糟样儿。邵同学发育的好,力大手毒,同他交手我是吃亏不少。
1964年春,萧区长死了,邵同学的母亲以死者亲属的身份向治丧委员会提出:一、萧德华的儿子萧泽永不改姓;二、萧德华要埋葬在莲花山烈士陵园……她是想在“后萧德华”时代保持尊荣。不久,她懦弱的丈夫也死了。一天,运输社何俊庭何麻子的儿子“夜娃子”突来精神,满街宣传:“街道委员垮台喽!”幸灾乐祸溢于言表。邵同学恼羞成怒,很想收拾这个国民党兵痞的蠢儿子,但在街坊们的鄙视下他没了底气。事情的原委是社商的一次整风会,嫉妒者突然发难,检举他妈和宋大汉有“腐化”问题。宋大汉是历次运动的积极分子、有妻之夫,老婆是个常年呆在家里不出门的青光瞎。他们被捉现行时,说是在“逮耗儿”。几场斗争会后,街道委员自是身败名裂,她的子女和我一样有了原罪。成分不好的中年寡妇余某把我叫到她家里,这是邵同学母亲对头中最有深仇大恨的一个。她教我如何给邵家两弟兄“雄起”——因为他们的母亲现在也是寡妇了,而寡妇的子女是可以任意欺侮的……邵同学母亲的后半生是在极度抑郁中熬过的。1988年,临终前她突然变得勇敢,要子女们去请宋叔叔:她是希望让宋叔叔来主持操办后事。
彼时的伍隍就是这样,女人政治热情高,积极分子多,寡妇多、肾上腺也多。要么踩着别人的背脊往上爬;要么被人踩着背脊往下沉。不踩人或不被人踩是不可想象的。仇恨是社会情感的主流,大多来自于嫉妒和对弱者的践踏。人生理想是治人,而不是“治于人”。但舞台太小,纱帽太少,所有的争斗都是蚂蚁围绕骨头的归属而展开的战争。而且,仇恨直截了当,一点不加掩饰。大跃进中,张国成一家被下放到了兔子坳,由于没有劳动力,挣不了工分,一家人只得擅自搬回伍隍街上当“黑户口”,卖小杂货维持生活。市管会“理抹”他,他就让一家老小8口人去市管会单位伙食团白吃饭。人大代表朱嬢指责他“不要脸”,他老婆(我叫她“谢嬢”)反唇相讥:“是呀,我不要脸,动员下乡的时候我大红花都戴了,但下户口时我又躲在柜子里不出来……”伍隍人爱记死仇。朱嬢和谢嬢就是这样:她们将仇恨带进了耄耋之年。
现在回到我妈罗芝兰的故事:伟大的母亲,您是怎样拖拽着我们爬过那个痛苦而绝望的时空的呀!
我外祖父死了,父亲被抓了,倾家荡产了……压在妈肩头上的是劳改犯家属的帽子,还有五张嘴,五个生命。为了买回供应粮,她只能出去打小工,每天挣得八毛钱。祸不单行:一天在翻盖瓦房时,她从房子上摔了下来,脚踝青肿无法站立。是木器社的陈二木匠给背回家的。躺在床上,我妈只有悄悄流泪的份儿。因为哭泣除了会招来幸灾乐祸的耻笑,还会招来奶奶的抱怨,根本引不来同情。老单身汉练应炯觉得机会来了。他登门求婚,表示尽管他眼睛不太方便,但每天衲两双鞋底挣的收入是可以买回供应粮的。我妈谢绝了他——她对刘鉴鑫仍是爱恨交织。对子女的真爱和抚养能力,是她再婚的最大考量。
有一回,我看到妈妈在市管会魏芝兰孃孃的家里放声大哭。后来妈妈告诉我,是她因拒绝魏孃的撮合受到了训斥:县武装部高部长是个好人,嫁给他,孩子们是可以有个革命军属的身份。但刘鉴鑫怎么办?将来他刑满回来上哪儿去呢……对我妈的态度。魏孃大光其火,大骂我妈“死脑筋”。“不识抬举”几个字说到牙关边上咽了回去。她是大名鼎鼎的雷检察官的夫人,大儿子雷亚是我儿时的好友。刘鉴鑫的案子她是专案组成员,她恨这个吹牛放荡的感情骗子,同情我妈,与她以姊妹相称,并保持终身的友谊。《在河之洲》里的“谢翠花”身上有她的影子。当时拒婚的真正理由我妈不敢说出:她是怕我们三兄妹受到继父及其子女的虐待。因为政治地位悬殊,差距实在太大——三野挺进大别山时,高部长是后来成为成都军区司令员的刘兴元中将的警卫员。他爱人死了,两个孩子需要照顾,选继弦的标准是贤惠、端庄、能干。至于政治方面,他说他相信他这个老革命绝对能让配偶及其子女成为党的人。但是我妈仍不敢相信这个团级军官。她怕“劳改犯的子女”最终不见容于这个革命家庭。与其将来孩子因调皮被赶出来,不如现在就不去高攀。
为表示劳改犯的家属也是爱国的,即便家里饿饭,我妈也要参加区上组织的义务劳动。有一次她带着我去一个叫“一碗水”的地方修马路。这儿处于伍隍和铜钟公社的中间。街道青年的任务是收集石块,捶成道渣。我和妈妈在一组,她一边咬着牙砸石头,一边含着眼泪恭听带队干部对“新资产阶级分子家属”的训斥敲打。那天中午的午饭是江九云孃孃分给我们吃的——她也是劳改犯家属:开馆子的丈夫周德成是和我父亲在一个劳改中队。我妈一直埋着头,一边倾听安慰一边流泪,吃得很少。当天晚上,奶奶带着妹妹弟弟出去了,她抱着我坐在灶前哭泣:“儿呵,妈妈实在挺不住了呵……可是,没有了妈妈,你们怎么办呵……”这段时间妈妈是有了轻生的念头。是责任感让她活下来并成就了一个诗人母亲的伟大。幸运的是西南石油器材库来招工了,从此妈妈有了石油工人的光荣称号和每月25元工资的稳定收入。这是命运之神对我们这个苦难家庭最有价值的眷顾。
母亲外出工作后,奶奶开始同刘海湾的两个儿子密切往来——现在他们相认了:对死去的秀才幺爷的抱怨是每次下酒的话题。刘民国抱怨幺爷当着粮站那么多同事臊他的皮,造成恶劣的影响,使他被精简回家当农民;刘志全抱怨幺爷记他那年化钱路打房子的仇,不管他的死活。现在他从煤矿带着残疾回来,只好找个大十岁的病恹恹的老婆,两个成年的继儿经常打他……我外祖母陪着两个儿子流了很多泪,她是用我们的口粮作为补偿。这就使我们每天两顿的稀饭越来越稀,而且月底前会有五天断粮。她老人家是去瓢山沟女婿家帮做家务蹭伙食。我们三兄妹不自己想办法就只好挨饿。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对这句话体会尤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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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妹妹弟弟吃饱肚子,我去农业社地里捡残粮。秋天,豆田里有野生的冬瓜、酱瓜;夏天,玉米地里有发芽的豌豆胡豆。至于冬天,胡豆行子里没挖干净的红苕就成了救命的口粮。家里吃水是我和妹妹用小木桶去场外古井边抬。当时,我八岁,妹妹5岁,抬水的时候,她走前面,我走后面,水桶靠在我胸前,重量几乎全压在我身上。即便这样,上坡时妹妹还是压得哭。好在伍隍人开始同情我们:每次我和妹妹去井边抬水,都有大人帮忙把水从井里提上来,否则我极有可能掉下井去。满九岁后我开始挑水。先是小桶,后是大桶,每挑近百斤,压得我弓着背踉踉跄跄。每当上坡,挑水的大人总要帮我“撑”一肩。放学后,我去垃圾坑捡垃圾,去场外老坟山割草卖,没有人嘲笑我的下贱。收购站和养牛的运输社在收破烂和牛草时,对我颇为关照——那些工作人员看我,眼里有一种可怜。但农业社的放牛匠却将我当做盗贼。他们是怀着对场镇“吃国家粮”的人和对“劳改犯的儿子”的双重仇恨来追赶我,每次抓住我,耳光和“没收”背篼及牛草是免不了的。因而我割草像做贼,慌慌张张,经常被镰刀割伤。一次在马路边割草,镰刀在一块石子上一碰,弹起来,割破了我手腕上的静脉血管,流了好多血。我找块破布裹上,继续割草,居然没有感染——穷人真是“命大”呵……伍隍是隔天逢场,逢场天出租的摊子是靠大人帮忙拆下门板搭成的。摊子的租金是每天两毛钱: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笔巨款。
妈妈说我的脾气很像我那秀才爷爷:她是看我身上有酸儒之气。妹妹弟弟耐不住饥饿,爱去邻居家“守嘴”。一旦被我发现,拖回来就是一顿暴打。我绝对不允许妹妹和弟弟在人前现出可怜象。年幼的三弟饿了,睡在门外像个孤儿,路人指指点点,说这是刘鉴鑫造业的报应。我二话不说,抓起兄弟来就是一顿暴打,打得兄弟的哭声惊动了一条街。围观的人们纷纷指责我暴虐,说我这个“劳改犯的儿子”最终也是坐牢的命。此后的十几年里,我听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刘仲,你要改,不改要劳改!”现在一想起那些情景我心里就发疼:造就一个诗人,这炼狱也未免太残酷了!
刘民国“大叔”和刘志全“三叔”现在是每场必赶,每次赶场必来我们家蹭一顿酒饭。对这两位长辈的到来,我总是掩不住鄙夷之色:在我眼里,他们是忤逆不孝的无耻之徒。这让我倍加受到他们的忌恨。有一次喝了酒后,为了安抚儿子,奶奶竟无端拿起扁担朝我砍来。我委屈的哭声引来了众多的街坊邻居。他们的指责令她无地自容。
随着同情的产生,因嫉妒而产生的仇恨烟消云散。我不再孤独,一起挑水、捡二碳、割牛草、拾柴禾的小伙伴越来越多。清晨,去社商馆子炉桥下刨二碳时,掌灶的宋杰成叔叔专门猛捅炉桥,尽量多漏下刚着火的煤块让我捡。久而久之,我成了捡二碳的专家,矸子石烧成的“夹块子”是决计不会要的。我们家里很窄,二碳是堆在床下,跳蚤多了,买煤的钱却省下了。
捡二碳的小伙伴队伍一天天壮大,伍隍场的二碳资源不够了。我们背上背篼,向几里外园艺场、酒厂、农业社的养猪场和十几里外的南滩河糖厂开辟新战场。这些单位一般是自己捡二碳,但只捡大块的,小煤渣留给我们。我们每次出去总有收获。好几次走得太远,晚上回家时饿得直不起腰,装二碳的背篼是在马路上拖着走。有一次路过盐井沟一个生产队养猪场,正想放下背篼捡二碳,一个瘦瘦的,四十多岁的饲养员出来警告:“你们快走,呆会儿被狗咬着休得见怪!”他在“围腰”上擦着手,眼睛扫巡着我们的背篼。“休得见怪”——这句文绉绉的话居然出自一个农民的口,这令我们非常诧异。几十年后,昔日捡二碳的小伙伴们聚会,提起这段苦涩而甜蜜的回忆时都是感慨万千。
“四清”运动开始了,工作组来到了基层。伍隍街道居委会二组的会场,一般是在税务所革弊的占善吉占大娘家。她也是寡妇,三个女儿,大的两个外出工作去了。幺女刘萍还在上学,比我小两个年级。她是靠收房租度日。她房子的前堂是社商开的餐馆,约有200平米,缮架房,泥土地坪。工作组来后,每天晚上是点着煤油灯开会搞“四清。”
烟雾弥漫,灯光昏暗,咳嗽哮喘,窃窃私语,吐痰、打呵欠……会场气氛异常沉闷,居委会二组的“四清”干部是两个外地来的教师。他们一来就亮明旗帜要找阶级敌人。除了传达中央有关文件精神,他们更强调四个“念念不忘。”总之,阶级斗争是复杂而激烈的。被打倒的剥削阶级有的人还在心不死,随时妄图变天复辟;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更是凶恶的敌人……等等,等等。他们希望广大人民群众提高革命警惕,加强对粮站仓库等要害部位的安保,最好是在古井里养几条小鱼,随时注意观察水质变化,提防阶级敌人投毒。他们还要求每个人向政府老实交代自己的问题。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都不能隐瞒。说你们所有人的情况党都是知道的。关键看你们的态度……
50多岁的郭碧春是个红鼻子,旧社会曾当过某官员的幕僚,略懂医道,靠在海外的妹妹寄钱过日子。每天晚上他都是第一个发言:“惭愧,今天我又当了当头炮……”但他的鸡毛蒜皮工作组很喜欢。他们希望大家都像“郭老师”一样积极。我陪着奶奶参加了几次会。刘鉴鑫的名字被提到了两次。他是“死老虎”,不是目标。奶奶说不清话,几番盘问后就不再要求她“交代问题。”其他的人可就说不脱了。每个人都必须“讲清楚。”有人交代自己旧社会抽过鸦片烟;有人坦白自己过去迫于生计耍过称杆;有人承认被拉过壮丁,同解放军打过仗……就连陈碧容这个积极分子,也交代了曾经出家吃素的问题。一旦有人吞吞吐吐,工作组干部就要拍桌子大怒:“还不老实交代!看来你是不想喝雷波井的水了……”
“不喝雷波井的水”就是进监狱喝大堰劳改农场的水。显然,这是把“清”干部的运动引向“清”群众。上面来文件要求纠偏,很快运动又回到正轨——检举干部的“贪污腐化”、“多吃多占”、“军阀作风”成了主题。干部们人心惶惶:谁没有得罪过人?特别是大跃进里,谁没有搞过“三高五风”?很多人还记得“三反五反”,一旦群众又起来“打老虎”,那就大祸临头了。1963年伍隍场首映《三打白骨精》,川主坝挤进1000多人,秩序混乱,区里一班干部站在戏台上嘶声竭力镇不住堂子。区团委鲁书记脾气发作,从公安特派员手中抓过手枪“砰砰砰”三枪,屋顶上出现了三个窟窿——堂子是镇住了,他也从伍隍政界消失了。总之,政治空气越来越令人窒息。有人挺不住了。比如瓢山沟我陈姑爷:这生产队长天天挨斗,斗得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廖明清的族人是积极分子。他的主要罪名是在大跃进里胆敢唱反调、搞右倾机会主义。还私分枯饼,把街上的亲戚请下来多吃多占。最为严重的是,他把刘鉴鑫这个新资产阶级分子的户口迁来本队,支持他从事投机倒把犯罪活动……陈友盛火了:大跃进老子顶着右倾帽子不搞“三高五风”,让你们没有被饿死。现在你们像整廖明清那样整老子——老子不干了!
陈友盛搁挑子公社不同意,就喊明叫响要当贼:“你们总不能让一个贼娃子来当排长吧?”见没人理他,他就当众把一挑谷子挑到了街上我们家——这下好了:廖建成等积极分子和工作组随即赶到,文理不通、墨汁淋淋的大字报也贴到了我家大门外。后果无需赘述:陈姑爷下台成功,而我们则从地狱的十八层坠入十九层!
“窝赃”的罪名属于陈友盛的岳母,也就是我的奶奶。政治影响却在我身上显出效应:过去,父亲刘鉴鑫是劳改犯,陈友盛却是光荣的姑爷排长。现在,陈姑爷也是贼了——刘仲,你一家还有什么好人?你还是老老实实地夹起尾巴做人吧。
卓凤仙老师走后,曾春芳接替她做了我的班主任老师。这是一个身材肥胖、脾气暴躁的狠角色。骂起人来是声色俱厉。同学汪仲文几个背后骂她“地主婆”。我自幼受严格的国文训练,初小语文课程是轻车熟路。加之家里遭遇横祸,精神压抑,营养也不良,上课时经常心猿意马。恰恰曾老师最恨人不听她的语文课。她把我安在前排,只要我稍有走神,教鞭就在我的课桌上敲得天响。而且,劳改犯的儿子的学习态度是被提到政治立场高度来批判。卓老师的宽容、赏识、表扬,全都不见了。我的一举一动都成了那个“偷斧子的人。”
我四年级的班主任是林菊华。她个子矮小,脾气和善,但预备党员的政治觉悟,使她成了劳改犯的儿子的恶梦。她从不骂人,只把我打入“另册”就行了。“本质不好”、“朽木不可雕”是她给我下的结论。我妈不信自己的儿子有这么坏,但家访的次数多了,“三人成虎”,她不得不信老师的话。于是妈每次回来都是我皮肉受苦的日子。最令人悲愤的是妈边打我边哭——她对我的失望让我几乎崩溃。然而林老师要在我身上搞出教育革命的试点:她开始尝试着让我参加班上的某些文艺活动;为我申请减免了一个学期的学费;最后还让我加入少先队戴上了红领巾——当时正是贯彻执行“全民党”方针的高潮。参加小歌剧《王二小》的排演,是我当时处境的真实写照。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到哪儿去了……”每当我听到这熟悉的曲调,就会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彼时“四清”已过高潮,伍隍街上的少男少女们开始自发组织排练文艺节目。区团委发话了:好节目可以上节日晚会。运输社“曹土地”曹培泽的大儿子“黑狗”,是文工团的歌剧《红云崖》里的“男一号”“老石匠”。二儿子“小狗”则拉上漂亮的邻家少女陈建菲排起了歌舞“松花江上”。供销社的小伙子马二哥醋意满怀这是后话。
《王二小》这个节目,是我们一伙十来岁的娃儿自己决定排演的。大我两岁的程度义是头儿,他认为“日军小队长”是个有趣的角色;“祥猫儿”占全忠自告奋勇报名演主角“王二小。”“汉奸”这个角色不是我争取的——是度义指定的,我不敢拒绝。女主角“小云姑娘”不好找——女生们是自己排练舞蹈,没有人敢和男生搅在一起。于是有人提出由惯于嬉皮笑脸的杨蒙来反串,他本人愿意,但他教历史的父亲罗建文因历史问题正接受审查——这时,王娅琳站了出来。这是一个刚从外地转校来的新同学,似乎不知道伍隍少男少女中的“男女界线。”她身材娇小长相娇媚,落落大方的风度很快征服了整个剧组。排练是在夜晚进行的。亮壶子是挂在川主坝肉市的栅栏上。没有大人来指导,全凭我们几个自己设计场次、道白和形体动作。两个月后,场外两公里的团结水库举行动工仪式,区团委安排我们这个节目参加大会演出。木头做的枪支道具和日军服装是从伍隍中学借来的。钢盔是纸糊的——原是用于学校的抗美援越节目。日军和八路军都是伍隍街上的男孩子扮演。娅琳戏不多,“小芸”同“王二小”之间有那么一种朦胧的情愫,但由于角色纯粹是编造的,加之缺少演技,因此显得干瘪。演“王二小”的全中十分投入,特别是在被日本兵杀害前,慷慨激昂,非常投入。但他太紧张了,动作僵硬、造作。程度义演的日军小队长要好一些,毕竟他要大一些,不那么怯场。他在最后一场和游击队的肉搏战堪称精彩。观众普遍反映反派比正派演得好,汉奸比鬼子演得好。那时穷,没有留下照片。我甚至没有从镜子里看过自己当“汉奸”的尊容——是别人给我画的妆。伍隍人肯定了我的表演天赋,但也也有人批评我“抢戏”“出风头”。老师和领导们从此把我定位在“反派”的阵营,直到后来风行“样板戏”,我才有了演英雄的机会。而敢于打破男女界限的娅琳,成了那一代伍隍男孩的梦中情人。尤其是全中,离开伍隍几十年后重回故乡,第一件事就是要见娅琳。当时,我情窦未开,不敢参与竞争。但后来的几年里,娅琳成了我心中的贝亚特丽齐。
1965年初夏,我哥哥来了。现在他已是一个17岁的青年——他是来带我一起去大堰农场看服刑的父亲。我们是走东大路步行到的资阳,在西门外狮子山石油器材库建设工地上找到了妈妈。当时妈妈穿着一件细花布衬衣,正满头大汗地推着手推车运土方。哥哥羞怯地叫了一声:“妈妈。”便低下了头。妈停下来擦了擦汗,说了一句“少华你长大了”面色很凝重。“少华”是我哥的小名。对这个继母,他终身怀着一种复杂的感情。哥哥说要带我去看父亲。妈沉默了片刻:“也好,你们吃了午饭就去吧……”那天的午饭很香,食堂卖了酱爆回锅肉,妈打了两份,让我和哥哥吃。她自己是用辣酱下饭。吃饭的时候大家都没吭声。哥哥不知道,刘鉴鑫令妈妈很纠结:不久前她曾带我去大堰劳改农场探监,门岗得知她的身份后不让她进去。说离了婚的女人要有自尊。妈哭了,只好让我去看父亲,她在门外张望。那天父亲是穿着背心和短裤,剪着寸头。他摸着我的头,说我长高了。他没有提到妈妈,只问了奶奶的身体和妹妹弟弟的学习怎样。我想告诉他做“劳改犯儿子”的滋味,他把话岔开,得意地说他在这里很好,农场附近的毛主席语录碑都是他写的。我哭了,他用肮脏的旧毛巾给我抹泪。语无伦次地说:“会好的,会好的。”回家的路上,妈说:“我看到他了,长得很胖。看得出他日子过得好啊……”我知道妈的日子苦,有理由抱怨刘鉴鑫。可妈去医院卖血来给我们交学费的事儿却是后来才听说的:她的月工资是25元,哪里够用呵……责任,那时我还不懂这两个字的含义。父亲对我们处境的回避,让我委屈和不解。我是在十几年后才看透他的自私和败坏。但从母亲的话语里,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悲愤和辛酸。
我和哥哥走到大堰劳改农场已是下午时分。门岗已经认识我们,很快把刘鉴鑫叫来出来。这一次我没有流泪,因为父亲只顾和哥哥说话。他最关心的是资中家里的情况。老问粮食够不够吃,补不补工分钱?他希望哥哥担起家庭重担,最好出去干漆匠挣钱,大不了交农业社的公益金公积金就是了。他说他会好好改造,争取早点回来,多挣点钱,把家兴起来。妈冷冷地听了我们的回报,气愤地说:“他还没吸取教训!还在讲发家致富!他几时想过家?他是只顾自己风流,八方造孽!这个社会,哪由着你的马儿跑?一辈子吹牛皮绷面子,从不考虑后果……”
在此之前,妈对刘鉴鑫一直存有幻想,认为他能对妻儿的痛苦感同身受,有忏悔之心。得知他现在的状况后,妈愤怒了。她意识到了自己的无辜与可悲。有时她非常烦恼,甚至将恼怒发泄到我头上。特别是在受到溪落和羞辱后,她就要打我——歇斯底里地打我。又一次我实在受不了了,拔腿就跑。父亲的徒弟张祖兰来看师娘,撞见了这一幕。他在九曲河边追上了我。我哭,但没有眼泪。因为我的悲伤无以言表。那天是雨后初晴,九曲河因山洪变得汹涌狂暴,红色的河水卷着连根拔起的青木树和竹子,飞快地奔向远处的沱江。张祖兰不敢靠近我,怕我真的跳下河去。他喘着粗气,问我要去哪里?我说我不知道。但不管怎样我是再也不能这样活下去了。他流泪了,说一定要让我母亲不再打我……真的,从此后我妈再也没有打过我。
我哥哥刘少林对我的成长产生过一些影响,他大我8岁,很早就辍学挣工分了。文化大革命中,为减轻我母亲的负担,他曾两次来伍隍接我去资中蔡家场乡下度假。我们是从麦子山方向走小路,经过郭家庙、孝义桥、祠堂坝、堪家坝、付家桥,然后过三江口,进入资中地界,走孟唐、真武庙,在昏蒙蒙的暮色中到的我哥哥家。在付家桥,远方堂兄刘少银(它让我叫他“二哥”)曾用粉条和烟熏小猪肉接待我们。那时候,他还是一个英俊小伙儿,正在和二嫂拌嘴。他穿一件蓝布中山服,扣子掉了两颗。里面穿的是红色高领毛线衣,一口牙齿被烟熏得黑里透黄。他脾气暴得很,骂老婆骂得很凶,但对我很和善。后来我们在孟唐重逢,我夸“二哥的瘟猪肉煮粉条真好吃”,让他很尴尬:用瘟猪肉待客,这令他十分愧疚。我已经和这位堂兄四十多年没见面了。听说他后来跟我哥哥少林学了几天漆匠,然后当上了包工头,两个儿子都在成都发财,日子过得很滋润。说实话,我很想念他。
从伍隍场到蔡家场哥哥家,少说也有60华里。一路上是哥哥的龙门阵让我忘记长途跋涉之苦。他先讲《施公案》,后讲《彭公案》。最精彩的是《五虎平南》。至今我都还记得狄龙狄虎兄弟,记得刘庆张忠焦廷贵这些传奇人物。印象最深刻的是殷红玉这能呼风唤雨而又多情的女子。当时在我心中,哥哥真是太了不起了。但他淡淡地说:“只要认真读书,你就会有真本事。”他叹了一口气:“你能读书,多幸福呵……”我知道哥哥高小没毕业,姐姐是文盲——是父亲抛弃了他们。我隐约意识到是自己夺去了他们的部分父爱,最后的20里路是低着头走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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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28 03:04  资料  个人空间  个人文库  短消息  加为好友 
暮色中,哥哥的家是竹林里看不清的烟雾弥漫的房子,母猪在叫唤,有人在朦胧中呼唤鸡鸭进笼,空气中弥漫着茅草烟和红薯藤腐烂的气味。幺娘汪琴书丢下了手中砍猪草的大菜刀,站起来拨亮灯花,仔细打量我,唠叨着我走这么远的路肯定是累坏了。姐姐刘素琴忙着为我烧热洗脸水,没有脸盆,洗脸洗脚都是一只断了桶梁的旧得发黑的木桶。她一个劲夸我长高了。一些亲戚也抹黑走田坎过来看我,他们最关心我妈妈现在的情况。哥哥从红苕窖里拖出几根特地为我准备的甘蔗,用水洗了,砍成节——虽有霉酸味,却让我心里甜到如今。
当时,哥哥他们还是住着租来的茅屋,房东是一对母女,女儿16、7岁,母亲姓樊,40来岁,丈夫是在新疆克拉玛依油田工作。这家人既高傲又懒,用水全由我哥哥姐姐包干。因为家里那口石板镶成的大水缸是房东的——我哥哥姐姐家里实在太穷了。我印象最深的是修建天竺水库。场面不大却是红旗遍地人如蚁群,高音喇叭一直叫个不停。我哥哥一家三口都上阵。幺娘用锄头为箢篼上泥巴,哥哥姐姐挑着上坝,每天不到10点半就汗流浃背,饿得两腿发软。哥哥的朋友李代高也在工地上劳动。他在追求一个叫刘淑芝的姑娘——她也在工地上,是很多乡下小伙子梦中情人那种村姑美女:端庄、健壮、白皙、一副长辫子,刘海有点儿卷。每当看到心上人挽着裤腿挑着箢篼走过,李代高总是心簇摇荡:那腿肚子是那样白而壮实,完全适合在农业社挣高工分,更适合在竹林里的茅屋中当家理事生儿育女。刘淑芝对李小伙儿颇有好感,但最终是嫁去了新疆石河子兵团。
李代高有个兄弟叫李代云,小伙子眉清目秀,是个高中生,一身书生气。农业社劳动歇干时,他总要掏出口琴吹上几曲。尽管只是单音,在寂静的田野上也是天籁之声。20年后我再去天竺,他已是大队农机站里一个憔悴的小老头儿。当时他不再吹口琴,只爱下象棋,是当地的名手。我和他下了一盘——他比我差一个马的实力。从他身上,可以看到穷乡僻壤对文化的制约。
哥哥家里的日子是贫穷的。红苕汤牛皮菜是一家的主食,很少有大米,连玉米豌豆这样的杂粮也少见。瘟猪肉牙祭是难得的奢侈。夜晚是去生产队保管室搭铺守夜,为的是家里没有足够的床。一个叫刘娃儿的远方哥哥,每天晚上总要摆他和老婆的床第故事,这令已发育成熟的哥哥很恼火。我哥哥也是个过目不忘的角色。他读书不多,却能将《三侠五义》、《说唐》、《说岳传》之类的话本讲得滚瓜烂熟。他在生产队劳动是讲客家话,一个叫蔡启河的缺牙老头说话很逗。李德高爱学他:“夜合,夜合,吃点儿胸脯肉,吃点儿胸脯肉,喝点儿鸡肉汤,喝点儿鸡肉汤。”“夜合”是蔡启河的幺儿——一个胖胖的小伙子,很羞涩。
天竺公社地处穷乡僻壤,没有形成场镇。粮站、烟站和供销社都在14华里外的蔡家场。小学和中学在水库边上,有400多学生,师资不行,中学毕业的代课老师为数不少。我去的时候,公社正在排练文艺节目,是忆苦思甜的内容。女演员是个年轻教师,很漂亮,但是脸上的两个“红太阳”把她变丑了。她穿着一身不知从哪儿找来的破烂衣服,拄着打狗棍,用跑调的“左喉咙”唱“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唱着唱着,眼圈就红了,到后来居然放声痛哭起来,惹得全场男女都哭成了泪人。
冬天,农业社的活儿是挑土边:把坡地下端的泥沙搬运到上端,以免水土流失,这是川中丘陵独有的冬季农活。幺娘和姐姐给箢箕上土,哥哥挑土。箢箕在胡豆行子里小心翼翼地前行。回来的时候空箢箕要高高提起,免得刮伤庄稼。我爱在荒坡土埂上捡“地贱皮” ——一种很像木耳的腐草汁凝结物,属于藓苔地衣一类,雨后特别多。这东西把泥沙淘洗干净后可以吃,加上白糖是凉性。旧时农民是将其晒干,撒进粥里以增加稠度。但这东西吃多了惹“嘈气”,让人成天清口水汪汪的,只想吃肥肉。
我哥哥崇拜过父亲。认为他是一个是受妒忌、被冤枉的特立独行的英雄。他从小为父亲所遗弃,却一点不恨他,还将他视为精神支柱。1971年父亲出狱后,他还追随过父亲好几年,心甘情愿地为父亲当苦力并谅解他、包容他,直到发现他是个禽兽不如的淫棍。哥哥有一女二子,凭漆匠手艺在乡下盖起了楼房,成了远近闻名的“有办法的人”。当地人对“劳改犯家属”多年的歧视和欺侮,似乎从未发生过。如今他是名副其实的“留守老人”,一个人种着好几亩地,守着空空的楼房。嫂嫂和年过80而依然健旺的幺娘则在成都帮打工的儿孙们照顾孙子和重孙子。
回到伍隍,街上正兴起打草席的热潮。很多家庭都卖了草席机,麻线像一块门帘,两人坐在前面,一人用篾片喂送用水浸湿的灯草,一人扳扣。喂一根灯草砸一下扣,然后提起扣,扳向相反的方向,待灯草喂来又往下砸。窄席子长灯草打“通草”,宽席子短灯草打“逗草”。“逗草”打好后要用刀片修整。手脚麻利的每天能打两张,挣两块多加工费——一人一块多,这实际上是一个企业工人的月薪。我很想打草席,但妈妈不同意:她怕我耽误学习,而且我们买不起草席机。挣不了这个钱,我就去街对面吴崇正家,他是小我两岁的“小二哥”朋友,喜欢听我摆“龙门阵”。但现在听众是他妈——陈春玉:她是我未来岳父的三嫂,30多岁,粗通文墨,是粮站职工家属,子女多,打草席成了挣钱补贴家用的重要工作。但这活儿是成天坐着,且单调无聊。她和我作了个交易:我“摆龙门阵”给她听;她借书给我读。每天讲两回从哥哥那儿听来的《五虎平南》和《施公案》,是我的假期工作,而大学文史教材和专著是我的读物。这是陈春玉保管的五弟的全部藏书。我忘了自己只是个小学生,欣喜地忘情于知识世界。我如饥似渴,贪婪地神游在古埃及、希腊、罗马、印度、基辅罗斯和日本,几天读一本,读了又去借,半年读完了那个已故川大中文系高材生的全部遗产,这对我后来阅读西洋文学著作至关重要。
一天我放学回家,一个女人迎了上来。我习惯性地脱口而出:“奶奶” ——可这不是奶奶,是妈妈!妈妈哭了。她抱着我:“可怜的儿啊,你真像没妈的孩子啊……”妈忙于工作,很少回来。每次回来,她都要为我们所遭受的饥饿同奶奶争执。声音很低,但饱含气愤。奶奶百般辩解,甚至诅咒发誓,说从未照顾过刘海湾两弟兄。还说妈每月寄回的20元,最多只能养活3个人,而家里是四个人……妈再也抑制不住,哭了出来:“娘啊,我每月25元工资,自己只花5元,还要给娃娃们置衣服交学费。我吃饭从不敢买菜票。为省下粮票卖钱,只好捡别人不吃的红薯粉馒头。你知道的,旧社会我都不吃那东西……”
妈妈有个同事叫彭亮,是个一级驾驶员,很幽默。妻子薛一凡,(我妈让我叫她“薛妈”)高大而又善良。但没有生育。两口子是从新疆克拉玛依来资阳参加石油会战,(其实是“三线建设”项目)家中有一个小我两岁的掌上明珠彭妮。这女孩性格泼辣,纯真可爱,没人敢说她是抱养的。她叫我妈“兰姨”。一次,妈妈因饥饿和低血糖晕倒被抢救过来,来医务室探望的彭亮夫妇说:“兰妹呀,你咋抗得下去呀。把你的小儿子交给我们吧,我们为你养大……”重庆姨嬢来信:“只有剩钱剩米,哪有剩儿剩女!三娃由我来抚养,我每月寄钱来……”姨嬢的救济先是每月5元,一次回伍隍见我们面黄肌瘦,哭了一场,回重庆后改为每月10元,后来增至每月20元。但饥饿仍是这个家庭的影子,因为对刘海湾两弟兄的资助需求在加大:他们要么是交不起子女学费,要么是粮食不够吃。要么是老婆生病,或者是母猪发瘟。总之是灾祸不断。他们别无资源,只有这个他们曾经不认而如今在街上当家掌权的母亲。他们讨好她,和她一起喝酒,怀念在刘海湾的日子,抱怨罗幺爷的无情,哀叹母亲改嫁带来的苦难。以至于让这个尝尽“大户人家”苦头的“烈妇”有了回刘海湾的念头。那一向,奶奶常向我发牢骚:“我在罗家招你们恨,哪一天我回刘海湾了看你们咋办……”一天,她向隔壁魏大娘说起了这事儿,那昔日的大家闺秀吼了起来:“你懵哪?罗幺娘!快莫这么想——难道将来你去了阴间是要跟刘海湾那个烟鬼啊?看你咋向罗幺爷交代呵?”
奶奶沉默了,沉默了好几天。她不再把情感、希望及其从我们口粮里抠出的钱财,倾注在刘海湾的后人身上。但两弟兄还是照常来赶场,在母亲这儿蹭饭。钱不是那么好要了,母亲的脸色也不一样了。一次罗秀华回来,听见两弟兄又在向母亲诉苦,土改干部来了脾气:“过去你们说‘嫁了的娘,倒了的墙’。现在又来刮老母亲!老母亲没有收入,钱是我和芝兰的血汗——拿去!这儿是20块钱10斤粮票……今后不要再来找幺娘要钱了……”真是口没遮拦!妈经常笑骂我心直口快,说我不像是她的儿子,而像是罗秀华的儿子。
我们在伍隍正街上的房子是市管会魏芝兰给安排的。当时想要的人很多,但没有人敢和强势泼辣的“魏干部”争,更何况她还有一个威风八面的检察官老公。街面自是舒适方便,还能摆摊做小生意或出租。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有了三个好邻居。
我家左边是魏婆婆,她原来是大财主魏联合的小妾,一双小脚,年轻时颇有姿色,魏联合死在1948年,她幸运地漏网没当上地主。这些年来是靠吃老本过日子,房租是她的主要收入。由于见多识广,爱周济人,“魏大娘”在这条街的老太婆中颇有威信。她养子在青海西宁教大学,每月来一封信,结婚前曾带着爱人回来看妈。文革中继母病危,他来电说把房子卖了治病,然后再没下文。后来魏婆婆果然卖了房子。要价不多,是个新认下的远房亲戚:他们说为她养老送终。不久她就去世了——是这家新认的亲戚和街坊帮着料理的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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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婆婆是个神秘人物。她住在我家后堂的吊脚楼上,“三寸金莲”比我奶奶的还要小巧,走路颤巍巍的,驼着背。用彩线编织“鸡肠带”是她的职业。远在丹山乡下的上了年纪的儿子很少来看她。她收入不多,但伙食不差。她牙齿不好,爱用小鲫鱼和瘦肉加冬尖剁成泥做丸子。一碗菜要吃三天。她时常让我奶奶分享她的厨艺。我尝过一回,味道非常鲜美。听说她的父亲是清朝的一个道台——她身上穿着的獭皮长衫就是他留下的官袍。那袍子薄薄的,极是暖和。她说他是个清官,是在宴席上吃红烧芋仔烫死的——真是不幸:那芋仔你凉一会儿吃不行?可惜你的顶子,更可惜你的生命。陈婆婆从不提及她的丈夫,她深居简出俨然是个隐士。平时话不多,但谈起《三国演义》《红楼梦》如数家珍。她要我记着爷爷教的学问,说有这么一个有本事的夫子给我发蒙是我的幸运。文革武斗中,她病重了,捎信让儿子来接她——是坐滑竿去的丹山。一年后,他儿子来搬家,说母亲去世了。人们怀疑陈婆婆早就死了。他儿子现在才来销户口,是多买了大半年的国家牌价供应粮。陈婆婆的遗物很杂乱,堆在黑色的尘垢中。很多东西都朽坏长虫了。其中有许多不少古字画。他儿子要送两卷给我,我没有要——我既不知这些东西的价值,又不敢要别人的东西。
我的右邻是钟婆婆,她要年轻得多,当时约50来岁。但她一直咳嗽不断——后来诊断是肺癌:是疏花工的职业病。她年轻守寡,是以在棉尘飞扬的车间里的卖命劳动,支撑家庭,养大三个女儿。这老太婆脾气很大,骂人很刮毒,但人很善良,对几个外孙特别溺爱。她亲生女儿是我同学,后来读中专、到大学进修,当了医生。两个养女都文化不高。大女儿是糖果厂的工人,嫁给了后来当上了煤炭部的总工程师的表弟。二女儿是旅馆服务员,嫁给了心仪她多年的电子工程师。这是个为报知遇之恩而累死的科学家。他是《在河之洲》里的“牟曦”最接近真实的原型。
街对面住着我未来的岳父——《在河之洲》第七卷已为这个榨油匠世家画了像。他隔壁是街道上的积极分子陈碧蓉。这是个最能代表她那个时代的女人。她是“陈挑水”的独生女,粗通文墨,出天花时,“豆麻娘娘”在脸上留下了痕迹。由于自惭形秽,她曾去尼姑庵吃过长素。共产党来后她选择了还俗。1962年,萧区长当介绍人,让刘大汉做了她家的上门女婿。一年后,两口子开始打架——伍隍场的人都说极少看到这样的怒汉和泼妇。刘大汉除了揍老婆,还要一件一件地往门外摔家什。他说他不是嫌她的麻脸,而是恨她欺压人的“假积极”。开初刘大姐还来劝架,越劝闹得越凶。后来大家司空见惯,不再围观,两口子居然也就不再闹了。文革中,伍隍的男孩子们玩起了一种打烟盒的游戏。刘大汉红着脸要求参加一个:他过去是宜宾建筑公司的职工,因赌博丢了饭碗——他从小就好赌,为戒赌他曾剁掉自己的左食指。他见不得“小二哥”输赢烟盒的样子,手痒了,到处收集烟盒,参加进来过干瘾。他后来的故事还很多,两个儿子是他活着的理由。
母亲到石油器材库工作,先是干挖土方、运建材的普工,后来领导知道她有漆匠手艺,就让她到了漆工班,活儿不再那么累,月薪也要多几块。我是在妈妈身边学会了“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歌,分享了石油工人的荣耀。那时候,城郊的九曲河清澈见底,星期天总有那么一些建厂局的人来河边垂钓或拖拦河网。他们大多是外省人,来资阳从事“三线建设”,修建国内第一内燃机车厂。他们的到来使资阳这个农业县城的物价上涨不少。而城郊的田螺鱼虾也遭了秧。
薛妈经常支我和彭妮出去找野菜——她说她最喜欢四川的“则耳根”(鱼腥草)。我知道这是她创造机会让我和她女儿在一起。她和彭亮的婚姻是包办的,她觉得很幸福。她希望女儿也像她那样幸福。抱养三弟不成后,她难过了好久。一次言谈中她听到妈夸我懂事,放学后捡煤渣,当时就嚷了起来:“不,不行!不能让孩子干这个,要让他安心学习。”几天后,一辆解放牌翻斗车来到伍隍,恰巧那天逢场,街道上拥挤不堪。驾驶员伸出头来:“请问小伙子,刘仲的家在哪儿……”这就是彭亮,他奉妻之命给我们运煤炭来了,而带路的小伙子就是我……于是生活的又一朵浪花袭来了:彭亮夫妇来片石干打垒职工宿舍向我妈提亲:“让刘仲做我女婿吧,我们两家合一家,同舟共济……”那天我在场,羞得脸红筋涨不敢抬头。妈妈笑了,但她不想拖累别人。而且,莲清虽然不再那么亲昵,退婚的话她父母却从未提过。薛妈可不管这些,直接用她那山东口音的普通话叫起了我的小名:“宴平,走,上我家去!”
彭亮家在狮子山坡上,离片石房不远。房子是红砖机制瓦平房,一套两大间,水泥地坪抹得光亮,几张藤椅,两张木床,一张写字台,两口大黑漆木箱都是一尘不染——没有奢侈,只有朴实与整洁。一眼就能看出主人是很讲究的人。薛妈说是彭妮在干家务,她学习努力,就是语文差了点儿。宴平,将来你要多帮助她……然后是“武装”我:翻毛皮鞋、海魂衫、咔叽长裤还有钢笔——衣服我是穿妈妈的工作服,不用他们买。彭妮很喜欢跟我在一起,但我看她就是一个粘人的妹妹。因为我少年人的心中已有了人:王娅琳——现在我是她众多仰慕者中的一个。可条件相差太远,令人绝望。那时候男女界限分明,少年最容易早熟。但朦胧的情愫中多的是青涩的春梦,真正的爱情是要有责任考量的。王娅琳知道我的心事,她居高临下,得意地欣赏着我和其他仰慕者的表现——她身上的女人味儿是哪个时代的稀缺资源。
我和彭妮外出采野菜捡田螺的活动鲜有收获,在九曲河里洗澡却成了暑假中的快事。我们通常是去现在的芭蕉林河段的青木树林,我脱光衣服,一头扎进水里,然后“咚咚”地“狗爬式”向前游。彭妮则抱着我的衣服在岸上跟着我走。有一次我恶作剧突然装作溺水,在水下足足潜了一分钟。吓得那丫头一声尖叫后放声大哭。我知道闯祸了,赶紧冒出水面,上岸赔不是。但她仍捶着我的胸脯不依不饶,回家后还要向兰姨告状,说我“坏”,把她吓坏了……这是一段令人回味无穷的日子。在这段时间里,我看到妈妈的脸上有了笑容,“劳改犯的儿子”的梦魇也不再来。身边是依人的小鸟儿,心里是多情的同学。但风暴就要来了,空气中充满火药味儿。父母操心的姻缘注定只能是浪漫的插曲,母亲开始在漩涡里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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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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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1 11:00  资料  个人空间  个人文库  短消息  加为好友 
如果没有看过《在河之洲》,读这些少年的回忆可能会觉得人物多,弄不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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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oza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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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1 21:29  资料  个人空间  个人文库  短消息  加为好友 
回复 #6 可见光 的帖子

也可以说,如果不了解诗人的家族背景,读《在河之洲》会觉得脑壳都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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